《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第12章

生。我父亲没去台湾，因为他不是国民党，而且在香港属于“第三势力”的人士比较多，说话、谈论都比较自由。　
我没有和我父亲一起去香港。他是一个人先去的，不久后我母亲也千辛万苦到了香港。当时我在南京金陵大学英文系念书。1950年底快过春节的时候，我以家人团圆为由，跟家里的一位朋友赶往香港。由于不会说广东话，我进不去香港（九龙新界）。那位会说广东话的朋友就先进了新界，然后把我的情况告诉了我父母。正好我父亲认识当时正在香港做研究的加州大学中国史教授　Joseph　Levenson　夫妇。多亏他们的帮助，我才进了香港。　
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1951夏季我们一家到了美国，一直在加利福尼亚伯克利一带居住。最开始我父母和在大陆的亲属偶尔还有点书信来往。后来，由于有各种运动，大陆的亲友就不敢再通信了。我父亲在美国的生活极为简单，来往的人里主要有胡适、蒋廷黼、赵元任、张君劢、张禹九（张君劢弟弟）、前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沈鉴治等老朋友，此外还有几位他以前的学生。他那时候的收入几乎全靠写作和演讲；谈的主要还是些中国问题。至于他是不是做过美国政府农业方面的顾问，我想是一些人的想象。他只是在加州大学做过短时期的研究。　
在当时，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也都是难民，在念大学或是才开始工作，少有能力资助他。初来美国生活不易。刚到美国时我去印第安那州的一个小学院　Manchester　College　念书，有点奖学金。但是，因为生活所迫，没多久我又回到了加州。那时正值韩战，美国军方需要大量汉语人才，我就开始受雇于美国陆军语言学校，专门教美国军人汉语。那时我们中文系有近九十多位教员，系主任是音乐教育家李抱忱。这样就解决生活问题。另外就是我母亲也画油画赚点钱。她曾经跟徐悲鸿学过画，参加过画展。我们还开过一年的小铺子，卖点吃食，勉力维持吧，算是没赔也没赚。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3。　为什么不是农民拥有土地？（14）
由于经常外出演讲，我父亲到过美国很多地方。奇怪的是他后来也一直没有去台湾，虽然国民政府内有不少他认识的人。大陆开放后我父亲回国几次，对于大陆的开放改革抱以很大的希望，结果使得台湾方面很不高兴。我父亲去垫江老家看过我祖母的坟墓，不过据他说坟墓是地方当局临时做的！　
说到江西，我父亲是1934年到的南昌，任江西省农业院院长。农业院在南昌城外三十华里的莲塘，那里建得很现代化，有自己的发电厂和自来水厂。据我现在的了解，那个农业院可能集中了那时中国最优秀的农业研究人员。好像当时国民政府也想把江西建成一个模范省。据我母亲说，我父亲最先“改良”的事情就是停止每周一的“纪念周”。你知道什么是纪念周么？就是全部人员集合在大礼堂或是操场，升旗、念总理遗嘱、唱国（党）歌，然后是“领导”训话或是讲话。我父亲最讨厌这些，所以一上任就把升旗、“纪念周”等活动全部取消。国民党也没管他，那时江西省的省主席是熊式辉。记得有一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来看农业院，从此我父亲跟林森结交得很好。在抗战时，我们还去过住在歌乐山的林主席的家。　
另外，我知道的就是我父亲做院长时很严肃。有一次农业院一个同事结婚，众宾客闹新房，热闹得很。可是我父亲一来，就没人闹了。他要大家闹，可是没人闹。他待了一会儿，没意思，就走了。他一走，大家就又开始闹了。我记得我母亲四十岁生日那天院里的同事（都是我们的伯伯、伯母、娘娘）来庆祝。好热闹，好开心！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为什么那么开心热闹？因为我父亲外出不在家。　
再后来，因为日本人打过来，农学院恐无法继续维持，我们一家便在1937年陆续离开了。经长沙、武汉乘船回到重庆。我父亲留在莲塘直到年底。说到抗日，当时的南昌市长朱有骞是我的舅舅，他是工程师，做过南昌市工务局长，好像也协助过建立马当要塞，抵御沿江上来的日本军舰。这是我小时候听说的。你文章里写到的我父亲跟胡适辩论抵抗日本的事，我以前并不了解。不过现在看来，我站在胡适那边。我从小在北京上幼稚园，就会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不过什么是军阀，我就不懂了。反正知道日本不好。有一次在北京跟父母游中山公园（北海？），看见一小群穿着很整齐的人，说是日本人，我就要去打他们。记得战争开始，那时我才八岁，就开始每天看报，看挂在父亲书房墙上的中国地图，了解战争情况。　
那个时代，我父亲的私人生活，我以为很难说简单。我父亲1900年生于今重庆市垫江县，20岁左右到美国留学。你在《两户人家》可以看到，他在去美国前依父母命结了婚。我母亲两岁时就做了孤儿，跟着哥哥一起长大，好在有姑父熊希龄的照顾。她先是嫁给了一个没人知道的四川人。可是我母亲到底是五四时代的人，认识我父亲后就一定要跟我父亲结婚。那是我父亲从美国回来在北大农学院教书以后的事了。当时我母亲那边的家人都很反对。由于姑父熊希龄的原故，在北京时她一直和几个兄弟姐妹、堂表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就连跟我父亲结婚以后也是如此，生活得极为愉快。我母亲去世前曾经写了一部回忆录。顺便提一下，熊希龄的事可以说的太多了，他的一生很值得研究。他的大女儿熊芝嫁给我的舅舅朱霖。熊芝的英文名是　NORA，是易卜生《傀儡之家》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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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家教，我母亲没有刻意教我们几个孩子如何做人，倒是给了我们不少好书看（我记得有希腊神话故事），好的唱片（我现在还记得，也还会唱一些从唱片里学到的歌）。母亲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的是“幼稚教育”，她教我们唱歌。　
在重庆沙坪坝，我最开始读的是南开中学。我喜欢南开，但没有念完。我个子比较高，坐在最后一排，可是眼睛近视看不清黑板，又不愿意戴眼镜，同学会笑戴眼镜是“四眼狗”。因为担心数学过不了关会留级，我就转到中大实验班去了。转学时有个智力测验，人家发现我英语不错，就收了我。除了英语，我对政治也比较感兴趣。当时主要订了两份报纸——《中央日报》和《新华报》，不过也经常换。我当时的立场是“反共但是并不拥国”，有点倾向于“第三势力”。南开中学那时候倾向国民党，蒋介石也喜欢来南开中学看看，当时抗战正酣，我们学生也很拥戴他。他来的时候，我们都跑过去向他敬礼，那时穿的都是童子军装。但是，自从看了一本美国人写的政治书，我对民主开始倾心。1946年春天到了上海后，我的政治观比较确定了，属于民主外加社会主义，算是费边（Fabian）社会主义吧。我在金陵大学读的是外语系，那时候还经常写信给家里，有时也会批评共产党，弄得我母亲很担心。我特别注重于戏剧文学是受夏济安（就是著名的夏志清的哥哥）先生的启发。我总是将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所发表过的讨论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论文都是跟当前政治有关。　
1982年以后我先后多次回大陆，主要是参加一些研究性质的事情。有几次回四川及重庆，跟老家的人团聚。奇怪的是，我们很少谈及我们的家事。记得我读初中时，当时家在重庆的井口，我父亲买了一个农场，里面多半是果树，有苹果、桃子、蟠桃、柠檬等等，现在都没有了。也许是不愿意再揭疮疤，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过去的苦难太多了吧。　
我父亲1984去世，我母亲1987去世。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我，董保和（妹），董保峨（弟），董保嵋（妹）。董保嵋是临床心理专家，于1996年因肝癌去世。我们都是在1951年感恩节那天到的美国。　
我父亲共有四兄弟，他是老大。老二董时敏，也就是在重庆的董保静的父亲。你看《两户人家》中董可法（即我父亲）的兄弟们，可以了解一些。此处我不愿意多说。老三董时恒，重庆大学体育系毕业，后在成都的西南体育学院任教。四年前在成都去世。老四董时光，极为严肃，也有幽默感。解放前曾翻译法国作家雨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