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那些事》第12章

这个档期的损失我全部找你要。」
那天晚上我和阿华几乎找遍整个西门町的小巷，还像找小狗一样，阿光阿光不停地叫。阿华说他一定躲在哪里不敢出来，因为阿光什么都不怕，就怕人家叫警察。他说以前他们那边有一个警察很烂，看到人家种的、养的只要喜欢就拿；有一年春节前趁阿华家里的人都在外头忙，竟然把家里养着等过年的鸡挑大的抓，而且还一次抓了两只，家人知道后好像什么也不敢讲。
阿华说他很气，于是大年初二的晚上，就约了阿光跑到警察家，把一堆鞭炮绑在一起，等有人进浴室的时候，把鞭炮点着了，从木板窗子的缝缝里扔进去，结果里头传来的是警察的老婆发疯一般的惨叫声。
阿华说那警察很奇怪，没先去看老婆，反而直接跑出来追人，阿光跑得慢，被逮个正着。那天晚上在警察的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阿华说阿光隔了好久好久之后才敢说。他说警察很变态，竟然叫阿光当着他太太还有两个小孩的面把裤子脱到膝盖，再把鞭炮用橡皮筋束在阿光的鸡鸡上，然后一边喝着酒，一边拿着香烟不时伸向鞭炮的引信，说：「你想炸我老婆的……？」
就这样折腾到他过瘾了，阿光整件裤子都尿湿了才把他推出门外。
「我真怕阿光以为只要他让女人尖叫，就要被警察抓去点鞭炮。」阿华讲完这段故事时，我们正好经过阿光跑片的戏院，他看了一下看板说：「外国片！干！我就知道，一定是那种没人看得懂的，所以才没有人退票。」他说：「读书人嘛都这样，外国片看不懂都不敢说，就连少放一卷也要自己骗自己，装懂！」
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部电影的名字——CATCH　22　，中文片名翻作《二十二支队》，多年之后才知道，就连那中文片名根本也是瞎糊弄。
两天过了，阿光还是没回来，阿华竟然骑着摩托车，杀回去通霄找。隔天带着那卷影片回台北，一脸倦容。他说阿光不敢再来了，说那小子当天竟然就连夜踩着脚踏车从台北踩回通霄，但是连家也不敢回，几天来就在海边的碉堡里头睡。
阿华描述见到阿光时的场面其实更像电影。他说阿光领着一群孩子在海边，把影片拉得长长的，一边跑一边对着阳光和那群孩子一起看，阿华说：「在蓝天碧海为背景的沙滩上，我听到孩子们一直兴奋地叫着，你看到什么？我看到飞机……，我看到里面有飞机……」
讲完之后，阿华就一直沉默着。
片商拿回影片后也没要阿华再赔什么，因为即便少了一卷影片的那几天，电影继续演，观众继续看，既然没有人抱怨，当然就没有人会退票。
告别式——
阿义和他似乎在开学第一天就已经交上朋友了。
第一堂课的自我介绍，他一开口全班就笑成一团，因为他的国语带着很重的南部台语腔调，听起来很像猪哥亮在主持节目。
没想到他好像也没生气，看了大家一眼之后说：「我是很认真地想跟大家认识，但是如果我的国语让大家觉得这么不正经的话，那我用台语讲好了。」
然后他就用流利而且有点古味的台语介绍他自己，不过语气里有掩盖不住的怒气和挑衅。他说其实他不想来北部考高中，因为家里是种田的，土味重，都市没泥巴，怕水土不服；不过，国中校长想拼业绩，说如果他考上北部第一志愿高中的话，三年学费要帮他出，所以才来考。
他说原本以为要进这个学校这么难，学生必定都很优秀，没想到连自己都考得上，所以觉得「咱大家都差不多，不必龟笑鳖无尾，以后就共同学习，共同漏气求进步。」
讲完之后全班安静，不过，肯定不是震惊，而是大部分的人根本听不懂，少数听懂的也不能体会那些显然超龄的语意，直到阿义笑出来并且率先鼓掌之后，全班才有点礼貌性地跟随。
他寄住在板桥亲戚家，亲戚做的是承包办公大楼清洁的生意，假日或寒暑假他都跟着帮忙，奇怪的是，每次出去工作他总是穿学校制服；两人混熟了之后，有一天阿义问他为什么不跟其他人一样穿工作服？没想到他的回答竟然是：「那人家不就把我当成跟他们同款的人？」
阿义的妈妈很疼他，因为是同乡。阿义的妈妈常邀他到家里「吃好料、补一下」，两个人在厨房讲乡下的过去和现在，讲学校老师谁还在不在等等；妈妈常说阿义国中之后跟她讲的话还没有他多。
两人后来更热络，因为一起编校刊。不过，后来校刊出了大麻烦，因为他访问了几个当年称为「党外」的校友，学校有意见，报纸上还闹了好几天。
阿义常想或许就因为这个因缘吧，他从此和「政治」沾上边；大学时期他花在那几个选上公职的党外校友的办公室的时间好像比在教室多。
阿义和他大学同校不同系，他念历史，阿义念企管。考上大学的时候，阿义的母亲包了一个十万块的红包给他，笑着说是「同乡会」给他的奖助学金，阿义记得他红着眼眶跟妈妈说：「我一世人会记得你和阿义这分情！」
阿义的爸爸对他始终没那么热情，有一次还有意无意地跟阿义说：「这种朋友要小心，嘴唇薄的人，比较无情。」记得妈妈还骂他迷信。
毕业后，阿义跟着爸爸从商盖房子卖，而他果真走上政治之路。
第一次参选的时候，阿义赞助了他一大笔钱，总部成立那天他早早到，当看到竞选文宣上他把「校刊事件」也当作过去抗争的资历时，阿义才蓦然想起青春年少时曾经发生过的那件事。
板桥那些亲戚看到阿义全都迎过来，忙着端茶、递烟、递槟榔；当阿义看着那一张一张黝黑、热情的脸的刹那间，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当年他说：「那人家不就把我当成跟他们同款的人？」的时候，那种有点不屑的表情。
后来阿义常跟朋友说，那一天他第一次了解什么叫做「选择性记忆」——他记得的，阿义早已遗忘；而他或许已经遗忘的部分，阿义却如此深刻地记得。
那次他当选了，报上说他是少数形象清新的当选人。
八〇年代初期那个全新的政党就像一个孕育已久而终于呱呱坠地的宁馨儿一般，备受宠爱、期待与包容。
阿义还记得在另一次的选举活动中，当这个政党的某个候选人在台上以激情的语言述说民主运动过程的挫折和所遭受的迫害时，底下的听众回应的是同样激情的呼喊和掌声，当有人发现阿义并无类似的热情时，竟然毫不避讳地高声喊道：「没鼓掌的他家死人。」
没想到那声激情的咒骂最后竟然成真。
八〇年代初期刚好也是房地产的谷底，阿义父亲的公司之前在郊区所盖的一大批社区型的房子完全滞销不打紧，连当初大量买进的山坡地也因为法令改变有很大的部分被禁止开发，而剩下的部分如果要符合新的法令规范开发则需要增加可观的成本，资金方面银行又遇雨收伞，于是公司当下进退两难，阿义的父亲在心力交瘁之下，有一天竟然就在赶赴银行谈判时猝死在计程车上。
当天夜里，已经一两年没有联络的他竟然出现在阿义家仓促设立起来的灵堂前。阿义只记得他一进门就跪了下来，然后趴在地上一路嚎啕爬了进来，嘴里有一句没一句地呼喊着什么「大恩来不及回报……怎能就这样走了！」之类的话，夸张的动作和声音把在灵堂前帮忙的邻居都吓傻了。
当阿义的母亲扶起他之后，他紧紧地抱着她，喃喃地说：「阿母，对不起，我来晚了，对不起！阿母！」
忙碌了一整天的阿义直到那一刹那才发现怎么这整个过程都有镁光灯断续闪烁着，而当镁光灯不再亮起的时候，他随即放开阿义的母亲，走到阿义的面前说：「事情怎么会这样？」
阿义虽然看到他满脸通红，闻到他一身酒味，但还是把这几年家里的状况、生意上的压力等说了一个梗概，他身边一个类似助理的年轻人倒是挺认真地记录着。
最后他跟阿义说告别式那天他会来，「我们主席，还有重要的党工和立委我也会请他们来，你的场面，我不能让你漏气！」他说。
第二天一大早，阿义家里来了一大群帮忙打杂的邻居，阿义听见他们都在赞美「那个年轻的议员真有心」，说昨天半夜有人按电铃，开门一看竟然是那个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的议员来问路，跟他们说阿义的父亲过去对他有恩，知道他老人家过世了，不管多晚也要赶来探视、上香；而且，听起来他好像不只按了一家的门铃，而是连续问了五、六户之后才找到阿义的家。
阿义的母亲狐疑地看着阿义，喃喃地说：「他才几岁记性就这么坏？没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