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1894年作品》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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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号住所里没有前堂，推门进去就是厨房。工厂工人和手工工匠们的住处照例有油漆、焦油、皮革、煤烟之类的气味，这要看主人干的是哪一行手艺。落魄的贵族和文官的住处却可以凭一种酸溜溜的恶劣气味分辨出来。此刻，安娜·阿基莫芙娜刚刚跨进门槛，这种难闻的气味就向她扑来。
在墙角上的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穿黑色上衣的男人，背对着房门，这大概就是恰里科夫本人。他身旁有五个姑娘。年纪最大的是个宽脸盘的瘦姑娘，头发里插一把梳子，看样子十五岁上下。年纪最小的是个小胖子，头发长得跟刺猬一样，至多不过三岁。这六个人正在吃饭。炉子旁边站着一个矮小、很瘦、脸色发黄的女人，穿着裙子和白上衣，手里拿着一根炉叉子。她怀着孕。
“我没料到你这么不听话，丽左琪卡，”男人用责备的口气说。“哎，哎，真不害臊！看样子你是要爸爸揍你一顿，是吗？”
瘦女人看见门口出现一个不认得的女人，打了个冷战，放下炉叉子。
“瓦西里·尼基狄奇！”她过了一忽儿才用低沉的声音叫起来，好象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
男人回头一看，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这是一个骨瘦如柴、肩膀很窄的人，两鬓凹陷，胸部扁平。他的眼睛又小又深，眼睛周围有着黑眼圈，鼻子挺长，象鸟嘴，微微向右歪，嘴巴很大。他的胡子分成两半，唇髭剃掉了，因此他那模样与其说象个文官，不如说象个穿号衣的跟班。
“恰里科夫先生住在这儿吗？”安娜·阿基莫芙娜问。
“对，小姐，”恰里科夫严厉地回答说，可是立刻认出她是安娜·阿基莫芙娜，就叫了起来：“格拉戈列娃小姐！安娜·阿基莫芙娜！”他忽然喘不上气来，把两只手一拍，仿佛吓坏了似的。“恩人啊！”
他呻吟一声，往她那边跑过去，嘴里呜呜地叫，象个瘫痪病人似的。他胡子上粘着白菜，嘴里冒出酒气，把脑门子贴在她的皮手笼上，仿佛失去了知觉。
“请您伸出您的手！您的神圣的手！”他气喘吁吁地说。
“一场梦！一场美梦啊！孩子们，快叫醒我！”
他回转身来对着桌子，挥着拳头，用带哭声的嗓音说：“上帝听见我们的呼声了！我们的救星，我们的天使来了！
我们得救啦！孩子们，跪下来！跪下来！“
恰里科娃太太和几个姑娘，除了最小的一个以外，不知什么缘故，赶紧收拾桌子。
“您信上说，您的妻子病得很重，”安娜·阿基莫芙娜说，觉得羞愧，心里厌烦了。
“我不给他一千五　，”她暗想。
“这就是她，我的妻子！”恰里科夫用尖细的女人声调说，仿佛眼泪涌进了他的脑袋。“这就是她，不幸的女人！一只脚已经跨进了棺材！可是我们，小姐，并不抱怨。与其这么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死吧，不幸的女人！”
“他何必装腔作势？”安娜·阿基莫芙娜气恼地想。“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惯于跟商人打交道。”
“请您象对待普通人那样跟我说话，”她说。“我不喜欢看滑稽戏。”
“是，小姐。五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在葬礼的烛光下守着母亲的棺材，这居然是滑稽戏！唉！”恰里科夫转过脸去，伤心地说。
“别说了！”他妻子小声说着，拉拉他的衣袖。“我们这儿没有收拾干净，小姐，”她对安娜·阿基莫芙娜说，“请原谅。
……您明白，家里人口多，住得很挤，不过一家人过得和和气气的。“
“我不给他一千五了，”安娜·阿基莫芙娜又想。
为了赶快躲开这些人，躲开这种酸溜溜的气味，她已经拿出钱夹，决定取出二十五个卢布，不再多给，可是她想到她为这一点点钱走这么远的路，打搅这些人，忽然觉得害臊了。
“如果您给我纸张和墨水，我就马上给一位跟我很熟的大夫写封信，要他到您这儿来一趟，”她说，脸红了。“那位大夫很好。我要给您留点钱支付医药费。”
恰里科娃太太连忙跑过去擦桌子。
“这儿不干净！你怎么了？”恰里科夫小声说，气冲冲地瞧着她。“领她到房客的屋里去！请，小姐，我斗胆要求您到我们房客的屋里去！”他对安娜·阿基莫芙娜说。“那边干净。”
“奥西普·伊里奇不准外人走进他的房间！”有一个姑娘厉声说道。
可是他们已经领着安娜·阿基莫芙娜从厨房里穿过狭窄的过道房间，在两张床中间走过去。从床上的布置可以看出，有一张床上直着睡两个人，另一张床上横着睡三个人。前面那个住着房客的房间果然干干净净。那儿有一张整洁的床，上面铺着一块红色的毛毯，枕头上蒙着白套子，床上甚至有一　个放表的盒子。桌上铺一块麻布的桌布，上面放着一个乳白色的墨水瓶、一支钢笔、一些纸张、几张镶在镜框里的照片，摆得很妥贴。另一张干活用的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修表用的工具和一些拆开的怀表。墙上挂着小锤子、钳子、小钻子、凿子、镊子等，还挂着三只挂钟，滴滴答答响。有一只挂钟很大，钟摆挺粗，小饭铺里常挂这样的钟。
安娜·阿基莫芙娜动手写信的时候，看见她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她父亲的照片和一张她自己的照片。这使她暗暗吃惊。
“你们这儿住着个什么人？”她问。
“房客彼梅诺夫，小姐。他就在您的厂里做工。”
“是吗？我还以为他是个钟表匠呢。”
“他是下班以后业余修理钟表的。他喜欢干这种活，小姐。”
大家沉默了一阵，人只听得见钟表的滴答声和钢笔在纸上写字的沙沙声，后来恰里科夫叹了一口气，带着愤懑的心情讥诮地说：“人家说的是实话：光有贵族出身和文官官品是做不成皮大衣的。帽子上倒是有帽徽，贵族的头衔也不缺，可是却没有吃的。依我看来，如果出身低贱的人肯帮助穷人，他就比一个陷入贫困而又染上恶习的恰里科夫高贵得多。”
他为了讨好安娜·阿基莫芙娜就又说了几句糟蹋自己的贵族身份的话。事情很清楚：他压低自己是因为他认为他比她高。这当儿她已经写完信，封上信口。这封信会被他们丢掉，钱也不会用在医药上，这一点她是知道的，可是她仍旧在桌上放了二十五个卢布，后来想一想，又加上两张红钞票②。恰里科娃太太那只又瘦又黄、象鸡爪子似的手在她的眼前闪现了一下，一把抓住了那些钱。
“承您开恩，给了这些医药费，”恰里科夫用发抖的声音说，“可是请您把援助的手也伸给我……和我的孩子们吧，”他补充说，呜咽起来，“这些不幸的孩子啊！我倒不替自己担心，却替女儿们担心！我害怕淫荡的多头蛇③！”
安娜·阿基莫芙娜极力要打开钱夹，可是钱夹的开关坏了，她心慌意乱，脸红了。她害臊，因为人们站在她面前，瞧着她的手，等着，大概心底里在嘲笑她吧。这时候，不知什么人走进厨房，顿着脚，抖掉鞋上的雪。
“房客来了，”恰里科娃太太说。
安娜·阿基莫芙娜越发慌了。她不愿意让工厂里的人碰见她处在这种可笑的局面里；可是房客却仿佛故意捣乱似的，走进房里来了，就在这当儿，她终于拧坏开关，递给恰里科夫几张钞票，而恰里科夫象瘫痪病人那样发出呜呜的声音，撮着嘴唇寻找一个可以吻她的地方。她认出这个房客就是先前在锻铁车间里当她的面把一块铁板弄得轰轰响而且对她作了说明的那个工人。此刻他分明直接从工厂里来，他的脸被烟子熏得发黑，在半边脸上，靠近鼻子的地方，粘着黑烟。他的手完全是黑的，他那没系腰带的工作服由于满是油污而发亮。他是个三十岁上下的男人，中等身材，头发乌黑，肩膀很宽，显然十分强壮。安娜·阿基莫芙娜第一眼就看出他是个每月工钱不会少于三十五个卢布、十分严厉、喜欢喊叫、常打工人耳光的工头，这可以从他的站相，从他看见自己房间里有女人而突然不知不觉做出来的那种姿势看出来，特别因为他的裤腿不塞在靴筒里，胸前缝着衣袋，他那把尖胡子剪得挺漂亮。她那去世的父亲阿基木·伊凡内奇虽是厂主的弟弟，可还是怕象房客这样的工头，总是讨好他们。
“对不起，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