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史论事品人李国文说唐》第8章


┙詰G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旧唐书》)。
在这样一个尸骸遍野、白骨如山的中国大地上,晚唐、五代词的总集《花间集》,从第一首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到最后一首李珣的《河传》:“春暮,微雨,送君南浦……”,整本书悉是男情女爱,秾桃艳李,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长词短令,美则美矣,可除了美之外,你不觉得这些诗人没心没肺,在那儿装孙子嘛 ?
最差劲的莫过于韦庄,他曾经以关中的大战乱、大灾难为背景,写了一首千馀言的长诗,题曰《秦妇吟》,因此得名,人称之为“秦妇吟秀才”。后来,他入蜀为相,正如当下文坛,谁不写性谁就落伍一样,他的为民鼓呼的诗篇,到了成都,与流行的花间风格大相径庭,这位老兄竟然感到很难为情,“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北梦琐言》),后来他弟弟韦霭在为他编《浣花集》时避而不收,终致失传近千年。幸赖敦煌莫高窟所藏写本,《秦妇吟》才重见天日。这种受文坛风向的左右,而不能自已的作家诗人,是最没出息的一拨。
《花间集》署“银青光禄大夫行卫尉少卿赵崇祚集”,《实宾录》卷六:“五代后蜀赵崇祚,以门第为列卿,而俭素好士。……”赵崇祚对于情爱文字、性欲隐喻、肉感陈述、猥亵动作所表现出来的偏执的癖爱,与中国一以贯之的传统文学精神,是相当不一致的。不过,他还没有堕落,还拥有较高的艺术审美水平,这正是《花间集》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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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钉梢(3)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位先生,有其叛逆正统的可贵之处,也有鼓吹情色的消极一面。
《花间集》共辑得十八家,达五百首词,着力于消闲,热衷于情致,悉皆卿卿我我,尔侬我侬,香艳感性,华彩丰丽,称得上是中国文学中最早的、情色之外无他物的一部纯软性读物。在这部《花间集》中,社会现实不屑一顾,民间疾苦置若罔闻。诗人躲进象牙塔养尊处优的结果是,具有民族精神的大雅之作,具有时代风貌的经典之作,能够传唱千古的黄钟大吕,能够家弦户诵的传世名篇,便统统交了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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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欧阳烱受“卫尉少卿字弘基”之约,为《花间集》作序,这样介绍:“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烱为孟蜀宰相,蜀亡,后入宋,为翰林学士,这自然是指像他这等官僚阶层的浮华生活而言。而五代十国时那些帝王,则更加骄奢淫逸、放荡堕落。前蜀王衍,终日与狎客词臣,酣饮赋诗;后蜀孟昶,沉湎于歌舞,放荡于伎乐;南唐的李璟、李煜,则更是不问国事,只知醇酒妇人的帝王,耽于安乐,迷于奢纵,一直到国破家亡。所以,侈汰浮靡、淫乱颓唐,是中原战乱以外相对稳定的边陲属国,从统治者到贵族,到官僚阶层,到士大夫的上层社会风尚。
《花间集》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出现,作家被潮流吸引,去写这类香艳文字,读者被潮流所导向,去买浓词艳曲。然后,供求双方的互动,驱使出版家为钞票拼命。这样,又对文###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要钱要名的作家诗人又拼命炮制,恶性循环,便成为一股文学浊流。
中国文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盲动,是将任何事情都做到极致做到完蛋做到不知伊于胡底的推力。中国文学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可救赎的命运,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命中注定的必然。要知道中国文人这支队伍,基本上是由农民和小市民组成的,而农民的短期行为和小市民的投机心理,决定了他们热衷于写贵族,写官员,写上层,写白领,写有钱的老板,写以上这各色人等的声色犬马。而所有这些从农民和小市民阶层走出来的文人,没有一个不朝思暮想当上假贵族,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几乎绝大多数的作家诗人,无一不随波逐流,为时尚和风气所裹胁。
《花间集》所以能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五代的诗人要稍稍高尚些,不那么下作和下流。同样,吴趼人有滋有味地写了花花世界,固然品格不高,趣味低下,但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于清朝的颟顸腐败,列强之压迫欺凌,世风之江河日下,百姓之民不聊生有生动的描述。这部舒愤懑的力作,也还是令读者体念到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激愤的文人,因此能够与之产生强烈共鸣。
现在回过头去看五代十国那半个世纪里的文人,“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欧阳烱序),沉浸在绮筵幽会,含情无语,绣屏灯斜,锦帷鸳被,暮雨朝云,旧欢新梦,晚逐香车,驰骤轻尘的无忧天堂里,不过是闭着眼睛,背过脸去,不敢面对周边现实的自我陶醉罢了。
幸亏只是五十多年,要是迁延五百年,中国文学早就寿终正寝了。
到了北宋,欧阳修就说:“唐之文,涉五季而弊。” 这里所说的“弊”,也就是对追求绮丽,竞作香艳,形成互相效尤的这股潮流的否定。正是这股潮流,造成一代作家对于时代,对于现实,对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的失语。
到了南宋,陆游为当时出版的《花间集》作跋时,愤而写道:“花间集,皆唐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耶!笠泽翁书。”
欧阳修倡古文运动,是“文起八代之衰”的文艺复兴大师,陆游是饱经忧患、心系元元的爱国诗人。他们对五代文人在民不聊生之际,竟写出如此优哉游哉的文字,颇多感慨,予以反思的同时,不禁表示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种发自良知的声音,是值得每个为文者深思的。
从鲁迅《唐朝的钉梢》,联系到这部《花间集》,感慨良多:一、对于古人写爱、写情、写性之长的认识;二、对于古人背离时代、背离现实、背离百姓之短的警惕。如果能给自己一点启示,那真是大好事了。若如此,也许数百年后,不致被人骂我们这一代文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失职吧! 唐朝的“苦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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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钉梢(4)
唐朝的“苦迭打”公元626年的夏天,唐高祖武德九年###的清晨,秦王李世民,在京师长安的皇宫北门,也就是太极宫的玄武门,发动了一次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武装叛乱。这一场唐朝的“苦迭打”, 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样板”皇帝,正式登上“贞观之治”的舞台。
“苦迭打”,意即“政变”,为日文的外来语,是法文“coup d’Etat”的音译。上个世纪30年代,一些好时髦、好洋货的知识分子,将它从东洋搬到中国来。和当下的中国文人一样,要不说上几个洋人的名字,要不写出几句洋人的词语,就好像早晨起床以后没有刷牙,满嘴不自在的感觉一样,成了一种数典忘祖的病态。
“苦迭打”一词,到中国后,可能水土不服的缘故,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然而,阴魂不散,公元1966年,也是个夏天,整个中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民陷入集体无意识的歇斯底里之中,“文革”小报遍地开花,如火如荼,蔚为大观。随便一个阿猫阿狗,都可以办报出书,风头不让“两报一刊”。有一天,我从一份叫《井岗山》的战斗快报上,看到当时的副统帅在一次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这个久违了的词汇“苦迭打”,忽然跳入了眼睛,我吓了一跳。
那时,横扫一切的“革命派”,虽造反勇气无比高涨,但基本文化相当缺失。于是传了我这个牛鬼蛇神去。
问我,何谓“苦迭打”?
我说,即中文之“政变”。
又问,是他要“政变”别人,还是别人要“政变”他?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不敢回答,也不想回答,惟有咬紧牙关,三缄其口。尴尬地冷场三十秒以后,我听到头儿口中喷出一声“滚”,便马上抱头鼠窜而出。后来,这个贩自东洋的外来语,自打“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折戟沉沙以后,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中,也就跟着死定了。
话题还是回到唐代那次李世民的“苦迭打”上去。
大唐武德九年六月里的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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