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史论事品人李国文说唐》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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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夫子,活了一辈子,闻夷色变,视洋为敌,闭目塞听,拒绝变革,如防洪水猛兽那样,抵制一切外来的新鲜事物。于是,倘若有谁端来唐朝穆宁吃得眉飞色舞的那盆“熊白啖”,拦住那顶笑话轿子,捧过去,基本上已是一具政治僵尸的他,绝不敢举筷尝上一口。
因此,好的胃口,包涵着宽容、博大,体现着接受、吸纳,意味着消化、摄取,代表着健康、活力。对一个人来说,足以雄壮体格;对一个朝代来说,足以强健精神;对一个城市来说,足以鼎盛壮大;对一个国家来说,足以生生不息。
唐朝伟大,在于唐朝从不挑食的好胃口,这一点,很重要。唐朝的钉梢
唐朝的钉梢(1)
1931年10月,鲁迅在《北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杂文,题目就是《唐朝的钉梢》。
他在文中写道:“上海的摩登少爷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随不舍,术语谓之‘钉梢’。‘钉’者,坚附而不可拔也,‘梢’者,末也,后也,译成文言,大约可以说是‘追蹑’。”
“钉梢”, 为上海方言,这是近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的。“钉梢,蹑行人后,左则左之,右则右之,跬步不离之谓也。今则专用于男子追随女后之称矣”。看来,作为“君子好逑”的这种直率手段,最早,大概仅能局限于沪上一地。因为,这种西方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只有生活在上海滩的人,才有可能耳濡目染,才会如此毫不掩饰地在大马路上紧追小姐不舍。
徐珂生活的时代,中国还在大清王朝的统治下,上海的勇敢者敢于“钉梢”,社会风气和公众舆论能够容忍“钉梢”,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思想的进步,一种对于封建禁锢的突破。应该看到,鲁迅在少爷和小姐前面,加上“摩登”二字,这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没有大环境的“摩登”潮流,没有勇敢者的“摩登”意识,大街上不会看到男追女逐的“钉梢”行为。
假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孔孟之道,男女授受不亲的程朱理学,仍旧牢牢桎梏着人们的精神,你借给这位少爷胆子,他也不敢跟在一个不相识的小姐后边套近乎。当然,没有相对稳定的环境,没有相对温饱的生活,四面楚歌,饥寒交迫,惶惶然不可终日,即使中国四大美人之一的西施捧心而过,之二的王嫱含情而来,这位少爷也不会生出“钉梢”的冲动。相反,路边摊的大饼油条,小吃店的生煎馒头,店铺炸油饼的大锅,可能更使他馋涎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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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最早的浪漫,始于西风东渐的上海,始于中国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对于这最早的勇敢者,我表示钦佩。那时中国的年轻人,在封建礼教、儒家伦理的高压下,爱不敢爱,恨不敢恨,活得怪可怜的。
清末民初的上海,是中国最发达,也是最洋气的城市。有一位广东籍的作家吴趼人,当时在上海办小报,混饭吃。以“我佛山人”的笔名,写了不少名媛贵妇交际花的艳闻,达官豪商风流客的趣事。那张园盛会,花前月下,寻芳觅俊,绅士淑女,莺歌燕语的场面,那跑马比赛,玉马雕鞍,男追女逐,霓裳歌舞,蝶飞蜂浪的风景,可以想象,在大家还拖着辫子的时代,大庭广众、光天化日之下,摩登少爷公然勾搭摩登小姐的“钉梢”行为,对愚塞的国人而言,你不能不估计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鲁迅的文章,是由《花间集》中一首词引起的。他说: “一向以为(‘钉梢’现象)现在的洋场上才有的,今看《花间集》,乃知唐朝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事。”词如下:
晚逐香车入凤城, 东风斜揭绣帘轻, 慢回娇眼笑盈盈。 消息未通何计是, 便须佯醉且随行, 依稀闻道“太狂生”。( 张泌《浣溪纱》)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论什么大事小情,只要盛行起来,连阿猫阿狗也会介入,如阿Q那样高喊我要革命的热烈,放心吧,就会慢慢演变,就会彻底变质。“钉梢”一事,民国以后,大都成为戏子坤角、妓女嫖客的游龙戏凤了。
小市民意识,其实就是某种意义的精神染缸,优雅的事物,高尚的境界,只要泡进去一锅煮,也就必然统统成为粗鄙化和庸俗化的糊涂浆子。结果,风流和下流混淆不分,“钉梢”与“盯骚”化为一谈,这最早的浪漫和诗意,便化为百分之百的低级趣味。
到鲁迅写这篇《唐朝的钉梢》的上个世纪30年代,“钉梢”每况愈下,更是不成气候,唱主角的,已非当年的摩登少爷和摩登小姐,而是鲁迅笔下出现的,那个毫不知耻地宣布“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的“上海人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的阿金了。于是,在马路上看到的男尾女随,死皮涎脸,勾搭不舍,打情骂俏的场面,就尤为不堪入目了。
所以,鲁迅将张泌这首词,译成白话文,便带有30年代的市民气息了:
夜赶洋车路上飞,
唐朝的钉梢(2)
东风吹起印度绸衫子,显出腿儿肥,
乱丢俏眼笑迷迷。
难以扳谈有什么法子呢?
只能带着油腔滑调且钉梢,
好像听得骂道“杀千刀”!
这种以上海为发源地的,有着旖旎风光、十足风情,令人遐思绮想的唐朝“钉梢”, 也如鲁迅当年跑到西安,再也找不到他心目中唐朝的天空那样,这唐朝的“钉梢”,也彻底变质了。
中国人,喜欢把事情搞到极致,一旦搞到极致,也就走到头了。官场如此,文坛如此,大人物如此,小八腊子也如此。作家,诗人,过去的,现在的,谁也不能例外。
作这首吊膀子词的张泌,据今人李一氓的考证,不一定就是后来由南唐仕宋的中书舍人。但他是五代的一位文人,确凿无疑。鲁迅由这首《浣溪纱》,以为唐朝就有“钉梢”,显然是一个小小的笔误。
五代词作为唐诗的馀绪,经常是合二而一地加以考量的。无论如何,唐朝的浪漫,体现在唐朝的四万多首诗上;同样,唐朝的诗,也十足表现出唐朝的三百年浪漫。因此,后世很容易把五代诗歌的浪漫,算到唐朝头上。固然,没有浪漫,不可能有诗,没有诗,也就谈不上浪漫。诗和浪漫,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但是,到了张泌这一代的花间词人,这种中国人的喜欢极端,喜欢绝对的形而上毛病,又浮上台面,将浪漫推向了极致,除此以外别无长物。似乎从公元907年到960年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人只有情,只有爱,只有性,只有色,每个人都处于发情期,求偶期,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这样,透过《花间集》或《尊前集》,我们还能嗅出一丝时代的气息吗?除了“晚逐香车入凤城”的快乐外,文学所能表现的历史,便只好是空白了。其实,那时中国人之苦难深重,之水深火热,在一部“二十四史”中,也是数得着的。而发生在这一时期前后的人食人现象,则尤其骇人听闻,在世界史中也是极其罕见的。就连非洲腹地、南洋群岛吃人吃惯了的原始部落,那些酋长大人,对唐末出现的农民革命领袖黄巢,也要望尘莫及的。
据唐代张的《朝野佥载》:“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喂贼。生灵歼于此矣。”
而据《旧唐书》,黄巢“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稼; 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到底黄巢这座食人工厂,一共吃掉多少人,史无记载。但他“围陈州,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一个大好的中国,生是让这位食人狂,弄得神州陆沉。降至五代不远,其馀部仍继续作恶。“贼首(秦宗权部)皆慓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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