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主义嗔》第30章

仅为希特勒开脱（“反基督”也有其历史使命要完成），也为一代德国人的错误开脱（人如何能抵挡魔鬼煽惑之蠹？）只有把希特勒作为一个人来分析，才能真正得出历史教训，使今后世代不再重复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惨剧。
历史家，传记家，已经做了半个世纪工作。从五十年代起，就有不少卖座的希特勒书籍出版。但是很少有小说这样做。十年前我翻美国后现代先锋作家戴文坡的短篇小说“铜色叶子红叶子”，写希特勒去看望尼采已经高龄的妹妹，全篇用的是“戈倍尔式”夸而无当的恭维赞美调子。有读者指责说，这篇小说是在赞美希特勒，实际上稍有一点艺术敏感的人，都会明白，这篇小说是在反讽：言词可以多么虚假，“善行”可以如何虚伪。使我悲伤的是，许多读者竟然看不到此中奥妙。
2004年，德国上演了据说是第一部德国人拍摄的希特勒“传记片”《崩溃》（Der　Untergang），以希特勒最后的速记员视角，写希特勒自杀前在地下指挥所度过的最后12天。全片用的是“超级现实主义”，极度写实，上半部甚至相当沉闷。在令人窒息的绝望气氛中，希特勒从容举行婚礼再自杀，对服务人员彬彬有礼；而毒死自己的六个孩子然后自杀的戈倍尔夫妇，也似乎成了从容“就义”的样本。
此片在德国引发巨大争论，也挑动了德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的兴趣。由于全片集中在被困与地下的12天，没有任何“倒述”，说说希特勒是如何弄到这个局面，罪有应得的历史就基本上没有涉及。导演赫西毕尔格（Oliver　Hirschbiegel）有意用冷静的纪实风格，剔除戏剧化的张扬，使得希特勒及其党徒一如平常人。
在影片引发的争论中，不少人欢呼：德国人终于成熟到能够自己冷静地对待自己的过去。这话是什么意思？当然德国人有权叙述德国的历史。实际上德国人一向拍二战电影，1981年的《潜水艇》（Das　Boot）拍得实在出色，简直是英雄主义的颂歌。这些评者是说，德国人终于有机会自己演出希特勒。
英国恐怕是对这个问题最敏感的国家。2005年刚开始，BBC电视台就回敬了一部电影《阿道尔夫舅舅》（Uncle　Adolf），看得出来是一部投资不大的电视电影，但是编剧威廉斯（Nigel　Williams）和导演兰腾（Nicolas　Renton）取得了引人深思的成功。
电影取材自基本真实的历史：希特勒在二十年代末纳粹党政治暴发的时期，在慕尼黑与他的继母之孙女盖莉。劳巴尔（Geli　Laubal）有三年之久的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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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为恋爱，当然是有感情的人之所为。但是希特勒对盖莉多方控制，容不得盖莉对任何别的男人感兴趣。1931年9月8日，盖莉与希特勒大吵一场后，在希特勒的公寓开枪自杀，此事史有明载，只是原因不详。有关见证人如希特勒当时的卫士等，到1945年后才能开口，众说纷纭，已经无法查证。
这部电影编剧的出色之处，在于把希特勒政治煽动的内涵，写得非常真实。典型的希特勒政治语言，台词几乎是当年几次演讲的实写，却与他的“个人感情生活”联系很紧。例如希特勒大谈“德国需要铁的纪律”，我们知道他是说盖莉必须遵守他的纪律；例如他激动地说“德意志，我在祭坛上献出我的血”，我们知道他想到的是盖莉血污的尸体，他献上的不是他的血，是其他人的血。在这个头脑中，民族的与个人的，政治的与男女的，是混成一片的。
这样的“人性化”影片，处理非常出色。我推荐中国影片进口公司买下放映权。
历史学家往往指责艺术家：我们多少年前早就讨论过的问题，你们今天才碰。电视剧《走向共和》引发争论时，近代史界就有这个牢骚。岂不知，学术诉诸理性，艺术诉诸感情。很多艺术描写，不是一个“事实真实”就能解决。希特勒是不是应该写成一个人，在艺术中，就绝对不是写历史那么简单。
一个现成的例子：就在BBC放《阿道尔夫舅舅》的那个晚上，哈里王子去参加一个化妆生日派对。这个有名的惹祸包，竟然穿了一套德军服装，佩戴纳粹党袖章。第二天英国报纸刊登出大幅照片，舆论大哗。他正报名军校，舆论要求军校拒收。这个王子已经20，竟然如此不知起倒，对历史的敏感，与中国影星类似。
连王子的历史觉悟都如此，我们对“人性化”地描写纳粹，不免有点担忧。今年庆祝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且看作家艺术家如何对付这个难题。
文学这游戏不公平
“现代文学”这个概念，出现才不到一百年，中国人对文学的态度就来了个满拧。
一九零二年，梁启超登高一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
梁启超眼光的确不凡。二十世纪的中国，果真不断在“革新”文学，借此革新一切。五四以后，无论左右，很少敬重梁启超，却都认“新”文学为新中国第一步。此后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事事都有文学带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首先扫荡文学，以至于八十年代初治愈“伤痕”也得靠文学。文学如此重要，难怪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文学家自视甚高。
现在弄文学的人，对这一百年文学，理所当然地瞧不起。内容不害臊地宣传不必说了，就说艺术性，或者说技巧，现在任何一个写诗的人，都可能比那时的著名大诗人写得好。这很容易证明——随便拿两本诗刊比一下就行。小说也一样。
“不公平”的是，八十年代初之前的文人，自认为民代言，他们的作品果真全民族都读，而且真是全民族的文化英雄——比今日歌星影星更为威风，他们有道义的优越感。
另一个“不公平”，也就好解释了：文学既然参与政治游戏，文学家有时被当作政敌：贬谪流放，判刑坐牢。政治本来就是成王败寇，天无二日地无二君，得意者少败亡者多。作家诗人，写得既不高明，却是名满全国万众景仰，万一卷入政治的绞肉机，不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如此，第三个“不公平”，也就好解释了：当今的作家诗人批评家，比前辈高明得多，名声却与其他职业者相仿，极难传到文学小圈子之外。收入也不佳，靠其他工作“养”写作。但是不用抱怨。没人读你写的诗，但是你绝无生命之虞，除非自杀。有几年，中国诗人自杀比例渐渐高起来，恐怕也是文学地位正常化的标记。
文学家地位不高，想做文学家的人却太多：写小说是无本生意，只要有空闲，文学创作空前繁荣。这本是好事，偏偏读者并没有因为休闲而增加。于是创作找不到读者，文学刊物无利可图改成时尚刊物。2004年中文长篇小说出版竟达1000部，绝大部分印不到几千册。2004年据说出版诗集1000部，几乎全部是诗人自己“赞助”，所谓“虚荣出版”：作者买了送人。
当然，想当歌星，球星，明星的人更多。一百个球星，是拿一百万没有踢出名堂的足球少年垫底。问题是娱乐明星得大名赚大钱，连失败者赌了一百万都觉得值。文学家无名无钱，挤上去也是一条小道，被挤下去的大多数，就觉得不值。
于是“愤怒出诗人”，写出的文字越发多。这是第四个不公平。
鸡汤谁先喝？
杰克。坎菲尔（JackCanfield）先生，60年代在哈佛上大学，学的是当时嬉皮士们最喜欢的课程之一：中国历史。嬉皮士唾弃成功。这个学士学位确实没有用处。坎菲尔长年在加州当中学老师，眼看大半辈子马马虎虎地过去。到八十年代后期，他欠债十四万美元，每天靠面条过日子。45岁生日时，他用一张大纸。画了张一万美元大钞票，挂在墙上，盯着看。
紧盯目标，果然有用：他后来每次演说，说到这里，感动万分。“上帝伸出手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这种事，西方人叫做“灵感”，中国人叫做“福至心灵”。总之，从那天开始，他决定开始做个励志书作家。书写好了，大约100个小故事，都是让人激发志气，有所作为，天天向上的。想到奶奶熬鸡汤给他治百病，于是书名取为《心灵鸡汤》。
励志在西方历史久远，坎菲尔认为他祖述伯拉图，亚里斯多德，但是他有所发明创新，他说的都是小故事，而且全是真实的。
他也明白，写书只是第一步，书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