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非正常生活》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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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路上，老外终于开始全面对老头的“矮东弄”事件开始发表言论：“你说，这个老头不告诉我，是不是因为我是外国人，他排外？”“不会吧，”我说：“排外的中国人不说‘矮东弄’，他们就说‘弄’。”这是第一个回合。
“那就是他是文盲，他看不懂他头上的牌子上面写的字。”老外的脸上堆满了阴笑，“我真奇怪，离北京这么近的地方有文盲。这在美国绝对不可能的，能想像曼哈顿旁边有文盲吗？”“你说什么哪？”我也皮笑肉不笑地从牙缝里说，“曼哈顿区以外全是移民，没一个识字儿的。”这就算二比零，老外沉默了一会儿，开始第三次进攻。“有没有可能他根本不知道法海寺在哪儿？”他狡猾地问。“你什么意思？”我很警惕地反问。
“现在的中国人真不注意自己的传统，这个老头住在法海寺旁边，但从来不去。我保证他去过麦当劳，但是没去过法海寺。”
老头我不敢保证，但我有点怀疑门头沟的中学生们可能是这样的。老外说到我的痛处了，只有大声嚷嚷地反攻：“就因为这老头不说洋文，所以中国人要不然是排外，要不然是文盲，要不然是没文化？”老外也不让人，呱呱呱开始用洋文和我吵架，一个好好的周末就这么给毁了。
所以我特别赞成全北京的公民在奥运之前每人说100句英文，这里特别奉献几句能指路，又能弘扬我们民族文化特色的英文句子：法海寺以自文丝某克啊微富浪木黑二=法海寺离这儿只有一袋烟的工夫。
法海寺以自啊扑腰啊自=法海寺就在你屁股后面。
谢谢！
这里面的老外就是琼，这就是我认为我们无法生活在一起的原因，天天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争论得天翻地覆。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左翼欧洲知识分子，对所有商务的东西都持批判态度，这篇文章纯属于气出来的。
中国女人中的例外
我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认识是廖文教出来的，在我眼里，她和小雪一样，是一个中国女人中的例外。在美国的大学里有女学系——Women〃s　
Study，在中国女学的概念经常和女权混杂在一起，让很多人认为女学就是女权，这是非常错误的。廖文是我认识的惟一能够交流的女学家，对女人的历史，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都非常有研究，我特别喜欢她的对比研究，永远在两个文化中把参照点找得非常准，我非常佩服这个有学问的女人。我也见过其他的和妇女有关的人，都不如她。学院派的女学家太学术，说的话我听不懂；妇女机构的人更关注赚钱，给我的印象是“三八”要下海，而且有点要哪吒闹海的感觉。总之，我个人认为多几个廖文这样的女学家对中国女性没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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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那会儿，廖文还没有结婚，只是有个十几年的老相好，就是老厉。廖文自己的家我很喜欢。这是一个不大的两居室，一进门就是一个餐桌，餐桌后面的书架上摆着各种各样的透明玻璃瓶子，瓶子里面有各种可以用来沏茶的干花，她把最大的一间房间留出来作书房，那里有她写东西所需要的全部，电脑、扫描仪，打印机，地上有一块旧地毯，上面有几个舒服的靠垫。她书房的整个一面墙上都是书，这可能是她全部财富的重要部分，而每本里面都会有一些小纸条，她都用过。我也有一墙书，但是大多我都还没看过。她是个自由撰稿人，靠写东西为生，这其实是我上大学时候的理想生活方式，做个不慌不忙，不穷不富，有学问又有情调的女作家。她的状态让我永远想起一首Lenard　
Cohen的歌，叫《苏珊》。歌词如下：苏珊把你带到她河边的地方你可以听到船的声音你可以在她身边度过夜晚你知道她有时候神神叨叨但这正是你要的她会喂你茶和橙子都是远道从中国来的而正当你想告诉她你没有爱情献给她她会让你踏上她的频道她让河流回答你你永远是她的情人你要与她远行你要盲目地随着她你知道她相信你因为你的思想已经抚摸过她完美的身体我总是有个感觉，廖文就是她男人的苏珊，她有点仙气。我每次在她家就是喝着茶，剥着橙子，听她讲各种各样的艺术观点和艺术家的故事。我闲着的时候容易心血来潮要干事情，而和廖文聊多了，我就突发性地有个冲动，要把中国的当代艺术在中国普及。而特别巧的是我刚刚结识的大地公司的总经理马惠东，他已经开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的作品，而且想把事情做更大，我们几个一拍即合，都在大地当代艺术博物馆任了职，廖文当策划人，我当了董事。
我们办过三个画展，《两性之间》、《芬苯乙烯》和《艳俗》。主要的工作都是廖文或者厉宪庭做的，钱是大地公司出的，我的角色是最丑陋的“账房先生”。其实我最不会管钱，我们公司里没人敢让我管钱，沈老师，我们公司的内务总管，一般不把我问个底掉，绝对不支给我现金。我们两个在合作中各所扮演的角色也为后来廖文去了纽约一年不理我打下了基础。
其实我没有和廖文拌嘴，而是跟她老公吵了一架。老厉是个非常有才华的艺术评论家，他的评论造就了几批中国艺术家，可以说今天中国艺术在国际上如此站得住脚和老厉的文章有直接关系。我看过他写的东西，而且好像还翻译过一篇，有点意识流的感觉，但是比其他我所看过的评论思路要清晰得多，没有太多要我查字典的词汇。他有一个特别牛的本事，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一个中国艺术现象，把根本没有系统的东西归纳出一个流派。看了他的评论，不懂艺术、不懂中国的人都会明白道：“噢，这就是政治POP，泼皮是这么回事。”而其他的评论经常会让人一头雾水，读者只能甘拜下风地承认：“我俗，我怎么能懂艺术。”曾经有个外国人形容老厉是中国艺术家的教父，廖文和老厉好像都对这个称呼反感，不爱听，我个人认为挺确切。任何行当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有教父类人物出现，比如华尔街就曾经有摩根。教父和CEO都是权威人物，但是教父更牛。一个CEO的权威是寄托在一个机构上面，机构没有了，CEO的权威也就消失了，但是教父的权威是无形的，是精神的东西，无处不有，完全靠个人魅力。
当教父的人就有教父的习惯和脾气，我和老厉拌嘴就是因为我在印刷《芬》的画册时候作了点妥协，把有可能有争议的东西回避了一下，然后又雪上加霜地拒付印刷费，因为有些图片的颜色走偏了。《芬》还没缓过来，我们又开始《艳俗》，这回我差点和大地的人吵架，主要是因为大地派两辆车到北京拉人参加展览的开幕式，我坚决要求他们拉大学生，特别是艺术院校的，这是我做所有这些事情最根本的理由，可是大地最后决定只派两个大巴士，把北京有头有脸的艺术家拉过去，开幕式变成了艺术家派对。开幕式那天我没什么情绪，自己坐在展厅门口卖画册，来了一个男的，浑身的动感都在说“我牛X，我牛X”。走到我面前随手拿了一本画册，我不知道他是谁，所以跟他收款，他从牙缝里蹦出来几句话：“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是XXX，还要付钱吗？”我这才知道他是XXX，是参展的艺术家，应该有一个免费画册。我当然不敢收钱，给了他一本画册，不用说，他转头就走，这种大艺术家怎么会跟前台卖书的道谢。其无礼和傲慢是我在中国大腕身上都没有见过的。就在那一天那一刻，我恍然意识到这个画画的把自己当歌星卖了，而我刚开始办画展的理想主义像气泡一样不声不响地消失了。
《艳俗》之后，廖文就和老厉去纽约了，我从其他朋友那频频听到他们的消息，但是她从来没有和我直接联系。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与老厉拌嘴难为了她。可是回来以后又和以前一样来往，只是没有那么平凡了，我也是办杂志忙得不可开交。
现在想起闲着的日子非常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