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挠越痒》第7章

机的事，广告最后出来的一个镜头是一个头扎白毛巾，身穿黑棉夹袄，中间扎着布腰带，手拿旱烟袋的老汉，站在金都最有名的“母亲河”河流的源头，竖起大姆指，指着“红旗”牌电视机，斩钉截铁地说，咱金都人还是用咱金都自个产的东西好。知情的人都知道，扮演那老汉的演员平时每天穿的、戴的
都是清一色儿的洋货，至少也是中外合资，家里摆的全是清一色的日产、德产、美产电器，这他妈的广告压根儿是哄金都老百姓玩的，因为谁都知道那“红旗”牌电视机用了两年，显像管肯定会冒烟儿。所以一到下雨刮风的时候，美仁和小二宁愿各吃一片泻药，然后轮流拉稀打发时间，也不想去看金都的那些破电视节目。
很长时间以来，金都人最喜欢唱的一支歌叫“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之惨之悲之酸像谁都活在十八层地狱里一样。城外的画家们都到城里来做行为艺术展，他们喜欢脱光了衣服表演，似乎穿着衣服在表演就不是行为艺术了，做爱的主题自然是用母猪和公猪代替了。金都的艺术家同志们一起闯江湖，一起泡妞，一起喝酒，一起打架，一起互捧，一起妒嫉，一起愤世，最后还是因这因那摆不平的原因各自分道扬镳。金都的艺术家同志们或多或少都曾经不分清红皂白地莫名其妙地勾引从大洋那边来的男子和女人，善良而又追求进步。或者做爱以后再谈恋爱，或者谈了恋爱再结婚。反正最后都能生出一大堆像籽儿一样的混血儿。因为金都人都相信大洋那边人的钱比金都人钱多，门上挂的都是钱。
日子被投机的同志们安排得好好的。不得已不甘心的人们永远在等着某个人的到来，是魔鬼还是天使都无所谓了，身边的旅行包里永远装着一把牙刷、一块香皂、和几条旧内裤、几双破袜子，因为指不定到哪就歇息了，就差没背着一张大席梦思到处游荡了。
美仁说，正走运的人们也还在拼命地配合电台、电视台的编导从这座城市麻木、迟钝的人们手中赚得更多的籽儿，卖更多的乖，讨更多的好，想办法以后能有足够的钱养老。策划人讥笑被包装的金童玉女是“白刀子进，黄刀子出”；被炒成功了的金童玉女事后又嫌策划人老土。走运的防着不得意的人，不得意的人又瞧不上走运的。失意的成功的人都说，在这座城市里必须既作婊子又立牌坊，笑贫不笑娼。世道变了，开车的怕骑自行车的，骑自行车的怕走路的，走路的怕下岗的。总之，穿鞋的怕不穿鞋的。
其实，这些话全是美仁在睡觉作梦时说梦话被小二偷听到的，谁他妈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小二也懒得问美仁。不过，小二听力很好，那是因为小二那对吊眼半瞎的缘故。
三。小二的童年往事　做完爱以后讲小时候的故事
16岁以前，住在老家的小二的眼睛还是好好的，一个江湖骗子偷了小二的光明。做完爱以后，小二喜欢给美仁讲她小时候的故事。
我老家离金都很远，一座山连着一座山，邻居的概念不是十米、二十米，而是半座山、一条河的距离。十几年前，我老家漫山遍野都种满了农作物。夏天有油菜、豌豆角、胡豆、麦子，秋天有棉花、李子、核桃，冬天也有数不清的枯了的苕子花藤，春天更是把眼睛给
装满了颜色。那时候学校不多，大山里只有一个小学和中学，他们分别在两座山的山头上。听说现在我的老家小学校就不下四个，更别说其他类型的学校了。那时候农村家的小孩都喜欢用一个瓷缸放点米，拿到学校自制的锅炉房去蒸。每个小盅子上都打着自己的记号，有系根红绳子的，有系根绿绳子的，有系上麻绳的，有麻绳上再绑上一小木棍的，有的小孩干脆在盅子外面用红漆写上自己的名字，以免拿错。那时候的下课铃不是电铃，而是一口大铁钟，校长亲自敲。我还记得当时的校长姓任，中等个儿，长得眉清目秀的，洗得泛白的中山装左上面的口袋里永远插着一钢笔。农村家的小孩子们一听到这钟声，全都一窝蜂地奔向锅炉房，带着自个儿家腌的咸菜，拿着自个儿的饭盅，闹着、笑着、围成一堆，飞快地吃完饭，然后再去喝井里的井水，接着满山遍野地玩去了。
我很羡慕那种自由，不再想一个人中午回家在爸爸、妈妈的监督下吃饭，也闹着妈妈给我买一个小瓷盅，拿到锅炉房去蒸。我妈很爱我，也就顺着我的意，不过唯一不同的是我的盅子里有一个鸡蛋，有猪油和一些盐，有时也放一些腊肉和香肠。1976年，大都市都还很穷很紧，更何况我的老家，但我的妈妈就有办法让我们过得舒舒服服的。难怪到今天一提到我妈我就想哭。可能是因为我长相的原因，哪根筋都好像是反着长来着，我老想用自己的鸡蛋和肉去换那些农村小孩带来的咸菜，他们的咸菜都是自己家做的，很香。但他们都不愿意交换，那时我还以为他们不喜欢吃鸡蛋和肉，我压根也不会想到什么叫自尊的问题。
因为那些农村小孩不愿意和我坐在一起吃，所以我常常也自己讨个没趣，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饭。不过，从学校到我家慢慢走的话最多也只要十分钟，如果一路小跑五分钟就不到。那是一条我至今也念念不忘的小路。夏天的时候，满山满坡都是金黄色的油菜花，小路都是用山里的青石板砌的。学校在山顶上，一到上学、下学的时候，那小路总是被学生们影影绰绰的身影点缀着。上学总是让我烦心的事，所以基本上是拖着脚步走的，下学可不一样了，那一路下来就像一只自由快乐的小鸟，唱着“少先队员之歌”（那时所有的小孩都以是一名少先队员为自豪）。少先队员的脖子上都戴着一条红领巾，红领巾其实就是一块小三角形的红布做的，老师说那红色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是红旗的一角。那时候对我们小孩来说它能围在脖子上是一种最崇高的标志。
那时，我每天我还会碰到一个卖烧饼的大爷，他做的烧饼很香，烤得黄黄的，软软的，又有手感又有嗅觉。我每天基本上都要用家里给我的零花钱买一个，5分钱一个，十年如一日。大爷永远戴着一顶深蓝色但已洗得发白了的鸭舌帽，帽沿都破了，但永远是干干净净。手里挽着一个自编的竹篮，竹篮上盖了一层厚厚的棉布，所以烧饼永远都是温热的。我想，他大概就住在我们学校的附近，浑浊的眼光透着几分精明，大约四十岁左右。上学十几年我吃过他的不下几千个烧饼。每天我还要路过一个叫崔吉秀同学的家。她的家就在我们学校下面，很破的用泥巴糊的房子，房子中间有一个小院，院子的周围种满了竹子。她长得很漂亮，一双眼睛一直像有水泡着一样，水汪汪的。好像她还有三个兄弟姐妹，家里肯定很穷，因为穿的衣服永远都是打了许多补丁的天蓝色土布衫，大大的宽宽的兰布裤，因为补丁太多，让人一看就有一种很重的感觉。冬天来到的时候，她的一双手永远是长满了棕紫红色的冻疮，她学习不好，长得很瘦，说话纤纤的，因为个子高，永远坐在教室最后的一个角落，象一朵谦卑的干了的小油菜花。下课的时候总是第一个赶回家去，听说她还要去割猪草，带她的弟弟妹妹，有时还要去镇上卖点家里种的菜。小学还没毕业，她就退学了。想着小学同学的时候，闭上眼睛我第一个想的就是她。其实，如果我记得对的话，我好像从来就没有正式和她说过几句话。
那时候，我的父亲是名军人，为了支援祖国的大西南建设，带着全家到了山区。我的母亲本是一个大家闺秀，后来跟随革命也成了一名国家干部。我就一个弟弟。我母亲是那种很爱美的女人，她总把我和我弟弟打扮得引人注目的，我和我弟弟穿的毛衣永远都是学校最耀眼的，其实那全是妈妈用各种剩下的毛线头拼凑打在一起的。尽管那时条件有限，妈妈还是想办法和附近村上的一个奶场有了联系，这样我和我弟弟每天早晨都能喝上新鲜的牛奶。现在住在法国的老弟还老打电话来说，冲他长的那一身肌肉，他的洋人同事们就硬不相信他是70年代初在新中国红旗下长大的，他说这还得谢谢咱老妈从小给咱底子打得好。爸爸去城里开会时，总是能给我们带回一大袋城里产的那种叫“大白兔”的奶糖和用红色的纸包着的“大泡泡”糖。那种陪我读完小学的胖胖的圆头红色的上海产“丁字”牛皮鞋，现在我是很少再看见了，现在小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