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史ⅳ》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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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
除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垂直关系以外，兄弟姐妹之间还有水平关系。但是，即使是在同辈人当中，也存在不平等和时有发生的竞争，起因就是性别、等级、年龄、天分的差异，以及可能存在的父亲的偏爱等。在长子受到特殊对待的地方，竞争最为激烈。比如在热沃当，19世纪时年长的和年幼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紧张关系愈演愈烈，有时甚至到了谋杀的程度；无论是诉讼还是移民都无法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同辈中更年轻一些的兄弟姐妹们经常会发现他们处在从属的地位上，几乎被降低到了佣人的角色，有许多人甚至被要求保持独身。
当青春期少年面临主要的生活抉择时会有竞争产生，在分割遗产时也会有敌意出现，这与年轻人之间的争论争吵是有区别的。当就某种意愿产生争论，或是众人争夺某份令人垂涎的财产的所有权时，家族内的战争就会爆发。出于象征性的同时也是物质的原因，人们总会想方设法地高估那些他们被剥夺了的财物的价值。
但不管怎样，在这些重要时刻到来之前，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还是会表现出许多其他的特性。孩子们总是联合起来挑战父母的权威，并从中获得乐趣。年幼的弟弟、妹妹们受到年长的哥哥、姐姐们的教导。年长的哥哥在职业选择或是意识形态方面见解的形成上，可能会对年幼的同辈们施加重要的影响。年长的姐姐通常会扮演妹妹的老师的角色。维克多？雨果对莱奥波丁充满了温暖的回忆：一本打开的《圣经》放在她的膝盖上，给阿黛尔上拼写课。姐姐还会教妹妹怎样做家务杂事，如何打扮自己，让自己对男孩子更有吸引力。长女的责任尤其繁重。在母亲已去世的家庭中，她要像母亲和持家人一样去伺候父亲和年幼的孩子们，经常要牺牲自己的某些愿望。在更穷困一些的家庭中，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长女经常被送到外面去做工，以帮助父母抚养年幼的弟弟妹妹。还有一种情况，人们会期望最年幼的女儿在父母年老时照顾他们。每5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由两个女人构成的家庭是很普遍的：一个年老的母亲和她的一个女儿。由此，一个孩子的责任和义务部分地是由他或她的出生次序来决定的。
同辈人之间的关系当然没有文学著作中揭示的那么紧张，但这种紧张情绪的确是存在着的，阿兰？科尔宾将其视为情感交互作用的主要形式之一。性别的差异使兄妹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复杂，这种关系在某些方面会成为与异性关系的一个开始。宗教和社会的禁忌是严厉禁止*的，因此这些关系很少会以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事实上这种关系很可能会与爱情有关。巴枯宁承认对他的妹妹产生了有*迹象的爱，这种供认对于反对他的运动无疑是火上浇油。事实上，对这种事情的审查非常严密，面纱只是偶尔才被揭开。皮埃尔？穆瓦根是个工人，有一段时间还是个罪犯，他写出了他对妹妹的爱，对于这份无望的感情还记有日记。
在兄妹或是姐弟之间的关系中，年龄加深了父爱或母爱的感觉。左拉1901年写的《工作》中的小妹妹毫不隐讳地对她的哥哥曲意逢迎。她显然乐于扮演二流角色，并为哥哥成功的消息而高兴得大哭——这是满足感的生动写照。小妹妹的形象在20世纪早期的反女权主义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年长的哥哥成为父亲和丈夫的代理人，充当着妹妹的引路人和教导者。对于饱受身份危机之苦的男性来说，将自己想象成模范可以使自己恢复信心和勇气。
体贴的姐姐将自己的身心全都投入到小弟弟的教育和进步之中。欧内斯特？勒南对他的姐姐昂里埃特非常感激，在其心目中姐姐的形象是理想化的。昂里埃特1811年出生在特雷吉埃，比欧内斯特大12岁，从童年早期就开始对勒南实施极权管制。作为一位教师，她在布列塔尼、巴黎甚至波兰工作过，为了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家庭当中，她数次拒绝了结婚的建议。她的积蓄使欧内斯特能够从事自己的学业和研究。1850年，姐弟俩一起在巴黎持家度日。“她对我的工作满怀期望，这种期望甚至是极端化的。晚上，她在我身边一坐就是一个小时，屏息静气唯恐打扰了我的工作。但是她希望看到我，因此将我们俩卧室隔开的门始终是敞开着的。”昂里埃特对她的弟弟影响很大，尤其是在宗教方面。“对我来说，她是一个无可替代的秘书。她将我所有的著作都抄写复制，并深入其中，其程度足以使我依赖她作为我个人思想的活生生的索引。”尽管她自己也建议弟弟该结婚了，但当欧内斯特开始恋爱时麻烦还是来了。“当她告诉我，我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合的时刻就是她离开的时刻时，我浑身的血液都冷了。”
在欧内斯特结婚后，昂里埃特将她的情感需要转移到了她的小外甥阿里身上来。勒南写道：“她身上充盈着的母爱在这里得到了释放。”他还以一个伟大男人非刻意的超然写到了姐姐和妻子间不可思议的关系：“她们每个人在我身边都有单独的位置，既没有分享也没有排斥。”然而，昂里埃特再也无法重新获得那种单独与弟弟在一起时的完美幸福感，直到她满怀热情地陪同弟弟前往叙利亚，但在那里她却迎来了死神。欧内斯特写道：“那一年，实际上是她一生中唯一在没有泪水相伴下度过的一年，也是她唯一的奖赏。”
大家庭（1）
以父母和孩子为核心向外发散，形成的是血族关系的网络，其规模程度依家庭类型、住宅特性、移民和社会环境而有所不同。但在19世纪，数代同堂的大家庭仍然是重要的实体形式，即便是在下层阶级中也是如此。与大家庭成员共进周日晚餐是一项惯例，在工人中尤其盛行。
在农村地区，祖父母长久以来一直是与他们的孩子和孙辈们同住的，尽管当祖父母不能再工作时这种安排会变得问题丛生。在城市中，这种情形不那么普遍，因为公寓住房太小，容不下那么多人，不过有时孩子们会临时性地向年迈的父母提供住宿。工人们通常会与先辈们保持着联系，尤其是母亲家族这一方。年幼的孩子经常会被托付给长辈照看，而孩子们也会照顾年老的父母。但不管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这种牢固的关系在逐渐弱化，被孩子们抛弃的父母在救济院中面临着死亡的恐惧。因此，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老龄问题都在变得越来越尖锐。在热沃当，老年人只能不定期地得到食物救济，忧郁的他们更希望能有一种体制来维护他们的生活权益。
在挣工资的人群中，要求退休后获得养老金的呼声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公共部门，他们的要求甚至被呈递给当局。1907年，救济院里的人给内政大臣写信：“难道我们就不能像所有其他公民一样，享有生活的权利？我们就不能像其他那些受到国家保护、未来有国家养老基金作保证的职业群体一样享受同等的好处？”法国总工会拒绝通过1910年的退休法案，更大程度上是立法缺陷导致的结果，而不是对得到绝大多数工人支持的论调的对抗。老龄成为了一种“风险”，人们希望能够确保自己抵抗这种风险的愿望就如同希望自己能抵抗疾病或事故一样，这样的事实既表明了家庭内部团结的弱化，也表明了对人类生命跨度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根据乔治？桑德的祖母的说法，这种对老龄的意识是由大革命引发的，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主要变化。
祖父母参与到他们孙辈的生活中的程度要依距离而定。传统意义的教育责任被解除了，祖父母们可以纵容孙辈，成为爱玩儿的祖父、祖母，和孩子们一起享受乐趣。但有时他们也会替代那些生病或残疾或因某种原因必须出国的父母的位置，行使他们的职权。亨利？贝里的母亲早就去世了，他是由祖父盖农抚养大的。奥罗尔？迪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