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史ⅳ》第41章

，而是“喜爱女人的”（由拉丁语而来，表示暗讽）。“女人，”福楼拜说道，“是花花公子的对立面。她不做作，所以令人憎恶。”对生殖持悲观和敌对态度的花花公子们也会拒绝要孩子。
花花公子作风是一种道德规范，一种将独身和流浪提升到故意反抗层次的生活概念。“我讨厌人群、规则和阶层。如果愿意，做个*游牧民；要我做公民的话，绝不（1854年1月23日，福楼拜对路易斯？戈莱如是说）！”浪荡子、花花公子，以及后来的流氓都是那位中产阶级典型普律多姆先生的解毒剂。社会容忍浪荡子和花花公子，却压制从贫穷郊区出现并威胁到富人安全的流氓。
不管是自愿、持久或仅是天生逆来顺受，隐居给女性带来了一种不同的境遇，因为以激进的观点来说，在时代的概念性框架中没有一个适合女性隐居的空间。米什莱充满怜悯地评价道：“没有家也没有保护的女人必死无疑。”还有一些说法附和这种观点：“大自然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女人天生应该受保护，在女孩时期和妈妈共同生活；作为妻子时，归她丈夫保护和所有……　女人天生活在别人身后（朱尔？西蒙，《劳动者》，1861年）。”在家庭和婚姻之外，女人没有其他的救助。
大家庭（11）
一个一无所有只靠魅力生活的绝望女人被认为是水性杨花的。这种单身女人必然招致怀疑、非议和奚落。大龄青年也许显得古怪，但人们只会认为他傻而不会同情他，然而老处女变得不修边幅，她的青春已凋谢，巴尔扎克将之视为可耻的“非生产性生物”。老处女脾气恶劣、尖酸刻薄、诡计多端，甚至歇斯底里、道德败坏，如同巴尔扎克1847年在《贝蒂表兄妹》中所描写的那样，她像只蜘蛛，经常在城市里散布谣言，制造恐惧，以及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直到20世纪在男女平等主义者和莱昂？弗莱皮埃等作者的影响下，我们才看见对单身女子不同描写的出现。只有此时女性才拥有保持单身的权利。
然而许多女性确实发现自己很孤独。1851年的人口普查表明，50岁以上女性中，12％从未结过婚，34％单身。1896年的比例也一样。在中世纪的法国西部，比利牛斯山脉和中央山地的东南角，单身女人的比例极高。后来，地区差异缩小，但是大城市中单身女性的数字在戏剧性地增高。
女性单身的高比例成为中世纪后西欧人口统计学的一个不变特征。这种现象由几个因素造成。首先，家庭的战略考虑决定了哪些女儿该出嫁，哪些不能；年轻女孩通常被认为应该照顾年迈的父母。其次最重要的是守寡，妇女比男人活得长，再婚的很少。民法比以前任何法律都更保护中产阶级寡妇，但许多贫穷的寡妇生活很艰辛，很少有人拿到退休金，因为她们在家里做家务没有收入，她们赚钱的行为断断续续，无论如何不能成为一种“职业”（国家烟草公司雇用的妇女对这个规则是个例外）。只有最早在1910年通过、关注女工和农妇退休金的法律显示出她们处于一个怎样边缘的位置。乡村农舍和市区顶楼，医院和救济所，到处都是穷苦年迈的妇女，只有当女生寄宿学校决定提供慈善救助时她们才被记起。老年　问题是个必须予以仔细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
独身有时是故意选择的结果，比如献身信仰或无私心的职业（护士、社工、教师等），或是个人工作高于家庭的决定。许多邮局女工人选择不结婚。1880年，邮局雇用的年过50的女工中有73％过着单身生活，55％从未结过婚（与之相比，1975~1980年只有10％）。她们的职业史显示她们选择单身是出于财政和职业独立的需要；她们的男同事都找待在家里的妻子，而不是女同事。19世纪时，女性希望通过工作来改善她们的社会地位，而这不得不牺牲她们的私人生活。独身生活是她们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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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许多单身女性的生活是很难的。仍被视为仅仅是家庭预算补贴的女性工资常常比男性的要低。“妇女职业”，尤其在许多女性赖以谋生的衣服买卖上，实际是无需技能的。20世纪初职业办公室（劳工办公室）曾调查了高度合理化的制衣行业中家庭工作者的情况，报告展现了一个由单身女性组成的世界，许多时候是一个母亲带着几个女儿，她们的穷苦隐藏于六层走道之中而不为人知。她们每天踏着缝纫机踏板工作10到15个小时，每天吃的是“女裁缝肉饼”或长条乳酪，喝杯咖啡，或选择巴黎女工药品。在全面考虑之下，许多女人宁愿为了找个男人而披上纱巾或外衣。
吸引力对最年轻的工人来说是个可能的资源。和男人有关系不但使生活更有滋味，而且解决了婚姻以外性的问题。当年轻女孩在某个大百货公司找工作时，经理常会问她是否有“监护人”，若没有的话，看起来她不可能做到收支相抵。与稍早时代的女工不同，许多职务低下的女工和像样的秘书都有“朋友”，他通常会是个来自较高社会层次“值得尊敬的”男人。对每个本应嫁给相恋多年的男人的单身女人来说，有多少女人靠着不要在某天知道被骗后变得苦涩的梦想过活？她们如此热心阅读的浪漫爱情小说非但不能成为一个颠覆性的类型，而且常常让她们得出一个结论：王子绝不会娶牧羊女。
大家庭（12）
现在还不知道有多少单身女子为了生存共享生活资源，但这个数字肯定很大。每5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统计了完全由女性组成的“家庭”：母亲，女儿，朋友。研究员诸如维莱米和普莱简要描述了全女性家庭。维莱米在1840年说：“没有家庭、不做小妾的妇女通常以2到3人的组合，在小工作室或小房间内生活在一起。”女性竭尽所能应付孤独也许不是有意的选择，而是宁愿不去面对毫无吸引力的婚姻前景。
存在一种类似于花花公子的女性吗？女性有决定要单身、选择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的意愿吗？毫无疑问，在女演员里有这样的例子，她们的私人生活鲜为人知。当女性避免婚姻束缚成为可能时，对她们来说完全避开男人也是不容易的。一些高级*试图视道德放纵为自己的优势。文学作品从各个角度描写她们的生活和命运。有着一帮裙下之臣的娜娜——“一个腐烂的维纳斯”——死于天花。奥德特，战争使之成为盖兰蒙德公爵的女主人（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在她统治神圣的德意志近郊时，只不过是个“蹒跚的遗孀”。
或许20世纪初在女同性恋者当中存在女花花公子，比如像纳塔利？克里福德？巴赫内、勒内？维维安、热尔特律德？斯坦，以及她们的朋友。巴黎上流社会接受了那些创造性的唯美主义者、新艺术或先锋派的拥护者，部分因为她们的外国血统。这些女人要求像男人一样生活的权利。在这个圈子附近，人们发现了其他一些“新女性”：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律师、医师，甚至教授。这些女人不再满足于充当配角，在生活和爱情上不受任何限制。有人崇拜，有人轻视，她们发现没有简单的事情。为克服障碍，她们需要女人和少数男人的友谊或爱情。
在所有单身男女之中，无家可归者在社会上引起了人们很大的疑虑。人们认为住处是公民身份的必要条件，而流浪汉被视为抵制主流道德的人。与熟悉的叫卖小贩形成对比，守护着财产满怀猜疑的农民将流浪汉和吉卜赛人视为潜在的小偷，因此也这样对待他们。在日瓦丹，村民把铁器商扔进沟里，因为他付不出酒钱。受上等家庭男士控制的共和国采取严厉的措施对待那些没用的人。惯犯，通常是那些被称作“不适合做任何工作”的小贼和流浪汉，按照1885年的法律被发配到圭亚那。流浪汉常遭监禁，配发身份证和健康证，他们被指控对健康造成威胁，因为据说他们在传播细菌和肺结核病以及其他疾病。
独身主义者、单身汉和无家可归者生活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外围边缘，其肉体和精神生活是复杂的。他们遭到怀疑或指控，老想着对付那张仍然相对宽松但慢慢收紧的网。
在一个视长寿为现代化标志的社会里，他们过时的地位标志是，他们的生命不但孤独而且短暂。独身主义者常常死于衰老或自杀。涂尔干将这个群体的高自杀率视为与一个社会非交互作用的证明。从乡村涌入城市的工人大量死于肺结核病。在这些人当中，我们发现了在城市北部和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