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十年祭》第30章

，大多数对王小波的出现也是很漠视的。这几年许多作家与港台海外的联系很多，王小波在台湾这么受欢迎，他们不会不知道。真正发现王小波价值的不是文学界，而是搞电影、搞哲学、搞社会学、搞文化的学者们、导演们。对于主流文学界的这种姿态，我只能作出这样的猜想：面对王小波横空出世，他们要不然就是睡着了，要不然就是懵了。
三、王小波与王朔
谢：我还想把王小波与前两年大红大紫的王朔作一点比较。
从语言的表层看，王小波的小说和王朔的小说都有幽默、讽刺等特点，但他们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作家。虽然他们都是自由撰稿人，但王朔成为自由撰稿人，好像不是主动放弃单位的。而王小波却是很自觉的。从美国回来以后，他曾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教书，用世俗的眼光看也很体面，但他主动放弃了。这种选择也许不具有普遍意义，但这种选择中所体现的叛逆性格和理想精神却是值得珍视的。王朔和王小波同样讽刺知识分子，但所取的态度很不相同，这也是为什么知识界认同王小波，而对王朔却持批评态度的原因。王小波对知识分子身上的缺点挖苦、调侃比王朔要厉害得多，但王小波是善意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哀其恐惧，怒其昏庸。知识分子的基本品质应当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就必须具备一种叛逆的性格。王小波对专制、对一切反文明的东西，绝不留情。而王朔在专制与知识分子之间，常常抱一种只嘲讽知识分子，而回避专制的取巧态度。王小波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生存环境来考虑问题，他在那些充满智慧和幽默的小说、随笔中，对专制的批判是很无情的。而王朔则越来越顺应现实，用王蒙的话说，他是躲避崇高。实际不只是躲避崇高，而是不想面对惨烈的人生。通俗点儿说，王朔是个“乖孩子”，而王小波是个“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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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一位知识分子和一个时代（4）
丁：我还没有认真比较过他们二位。从直觉上讲，我觉得王朔倒不是“乖孩子”，也是“坏孩子”。但他的“坏”缺少一种明确的建设性。而王小波要建设什么是很清楚的。他对于什么是人类文明成果中的好东西是很明确的。他不是要消解一切价值。他要粉碎的只是专制、愚昧、虚伪等等腐朽的价值取向，同时，以科学、理性、独立、自由的价值观建设新的文化。他与王朔的差异可能在这里。
四、王小波的意义
谢：小波的影响恐怕是长久的。这几年我们说陈寅恪也好，吴宓也好，顾准也好，他们都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虽然每个人的思想都曾经历过不同的变化，但就其整个知识背景而言，他们毕竟与我们不是一代人。而像王小波这样新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离我们却很近。他辞世的时候还不足45岁。他的去世，提醒新一代知识分子，我们不但承担着历史的责任，我们自己也开始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要写好自己的历史，不要给后人留下空白。
前几天看到清华大学秦晖的一篇文章，是说精神贵族和贵族精神的，我觉得小波的意义就在于他有贵族精神。我和他只有一面之交，就是上次我和你一块去他家为《黄河》组那篇《寻找无双》的稿子。看他的举止，感到他是一个外表散漫单纯，而内心特别丰富的人。再回头读他写的东西，发现当代作家中真正拥有他那样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人真不多。
丁：小波是1988年回来的，当时情况还不错，他也想让国内文学界承认自己，他也是普通人嘛。《黄金时代》出版以后，北京作协有一次开会请了他。他参加了一次这样的会，就不想再参加了，因为他觉得讨论的话题实在没什么意思。
谢：这一两年，还没有哪一位作家的死，让我产生这么多的联想。你说王小波是中国第一个英年早逝的自由撰稿人，我不知道是否确切。但小波在的时候，我们读他的随笔，他的小说，对他的未来抱以很大的希望，总相信他还会写出更多的好东西来。他的突然早逝，让我为之一震。他的角色，没人能够替代。知识界对小波的惋惜和怀念，也是一种警觉，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做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事情。历史的发展有时很奇怪，一个人的偶然去世，也许会唤醒人们早已麻木了的神经。王东成说得好，上帝为什么对中国如此不公平，我们缺什么就要拿走什么。在小波45岁生日那天，参加花城出版社为小波举行的《时代三部曲》讨论会，不知不觉中，我突然感觉到，在我们周围，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有许多美好的心灵在始终伴随着我们。小波说到底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总觉得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里。他的理想就是人们应该自由地生活在宽松的环境里，而这是人类能做到的。
1997年5月10日～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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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作品暨小说集《黄金时代》研讨会纪要（1）
李银河整理
1994年9月28日上午9∶30，王小波作品暨小说集《黄金时代》研讨会在华夏出版社二楼会议室召开。与会者有著名文学评论家及报社记者近20人，会议由华夏出版社编辑（《黄金时代》一书责编）赵洁平主持，副总编辑林建初出席了会议。
以下为研讨会发言摘要：
第一部分：主题发言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是一部奇特的作品，它与当前流行的作品决然不同，以新的眼光、新的方式表现了新的意味。
谈三点印象式的观感：
1、反讽的方式：这本书中的主人公王二，就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来看，可能是“垮掉”派，不能算是好孩子。但他追求个人自由和反媚俗的行为方式，却反射出了时代本身的荒谬；这样就使“垮”与“坏”具有了另外的意义；另外，作品里对“性”的描写，又构成了对渗透意识形态的爱情的一种反讽，写出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
2、喜剧的心态：这本书在看取历史与现实的态度上，超脱，随意，嘲讽的意味处处显现，具有一种玩历史于股掌之上的倾向，这种意识比正剧意识和悲剧意识更为独特，也更为重要。
3、放达的语言：作品的语言与作品的内蕴相得益彰，机警而内含诙谐，粗俗而富于理趣，自由放达中充满了感觉的灵动与理性的聪颖，可读而又可思，从而使语言本身构成了一种表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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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人民文学》）：
这本书很有意思。记得1989年我就看过书稿，当初看了印象很深刻，如果当时能发表，对整个文学界都会起很大作用。
王小波写的是自己的生活和感受。我也当过知青，但在我看来，所有写知青的书都很假，像梁晓声的小说就是这样。王小波写的知青生活是真实的。文学理论界正在讨论“新体验”和“新感觉”，王的小说就是这类理论的现实表现。
王小波的小说在表面层次很好读。他贴近自己的感受，不故作高深状，也不故作平庸状，是很本色的。建国以来大多数文学作品总是被意识形态牵着走，作家不写自己的感觉，不愿面对自己的感觉，怕人说自己没有深度。
蒋原伦（《文艺报》）：
这部小说在台湾得奖，我觉得不仅在台湾，在大陆也应该得大奖。从文体上看，内容粗鲁，但一开始看马上就进入了。时间上掌握得很好，跳跃、交合非常自然。我看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作者是有意识的，另一种可能是作者进入了写作的无意识状态。叙事时间间隔20年，但作者在两个时间点之间跳跃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有别的作家也做过这种尝试，但没有这么成功过。也正因为小说能在时间上跳跃自如，反讽的效果就出来了。
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把性大胆直露、不媚俗地写出来。历史上，官方意识形态对性的描写永远是要束缚的，而文学永远要冲破这种束缚。中国的小说受意识形态影响很大，王小波的小说撇开了意识形态，按自己的体验写。这种新体验是成功的。
兴安（《北京文学》）：
王小波的小说对新体验理论有借鉴作用。尤其是叙述角度和人称的变化。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二的人称变化很自然，不留痕迹。看了他的小说之后，我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新体验小说产生于新体验理论之前。
朱正琳（《东方》杂志）：
首先应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