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记》第13章

林语堂的特点，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作宇宙文章”，或曰“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他在国内的成就，是编《开明英文读本》，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目的是将西方的绅士品位引入中国社会。他先后引发的两次大争论（《子见南子》的演出与《尼姑思凡》的英译），都是为了他用西方文化的眼光来观照中国的古人古事。他因为周作人的介绍喜欢上袁中郎，于是大肆提倡“性灵”，其原因如陈平原所言，并非只为了找到一个心灵相通的古人，更是因为性灵派文论与西方表现派文论“异曲同工”，给了他一个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的接口。他将“HU…MOUR”译为“幽默”，鲁迅等人很不同意，因为这个来自屈原的语词太容易被误读成“静默”，但是林语堂更反对将幽默理解为中国固有的“滑稽”或陈望道译的“油滑”。这两种翻译思路的差异在于将哪种文化作为本位文化。从严复到鲁迅，都是将“信”放在第一位，宁愿突出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好对中国文化动一个彻底的手术。林语堂的翻译主张则更接近于传教士，只顾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了解觅得一条便捷的途径，运输损耗在所不计。
所以我很能理解为什么林语堂在西方暴得大名，“美国知道他的人比中国还多”。他的《吾国与吾民》占据畅销书排行榜首52周之久，他因《瞬息京华》（即《京华烟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可是林语堂在中国，名头并不是那么响亮。《语丝》时代他跟着鲁迅，《论语》时代又跟着周作人，对于中国文化并无独到的贡献。人们尊他一声“幽默大师”，其中总带着几分揶揄。他的中文委实不算好，所以《瞬息京华》自己不敢译，要请日本留学生郁达夫代译，可是人们认定他是个文化贩子，连带怀疑他的英文水平。他们还讥笑他的犹太商人式的精明，不见钱不给稿子，兄弟拿几件旧家具还要算钱……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例子，现在还有不少（如高行健）。倒不一定是偏见或傲慢，而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以为中国就是辫子与小脚的西方人眼中，林语堂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崭新的东方之门，苦心营造了一个至善至美的中国幻境。反过来，林语堂在中国谈西方倒还罢了，他竟然大谈特谈明人小品、性灵文章、李香君的画像、院子里的竹树和梅花！新派骂他反动，旧派笑他肤浅，浮浮沉沉几十年，林语堂始终未能被加上大师的冠冕。
然而林语堂毕竟是重要的。在那么多人汲汲于向国内输入西方文明的火种时，他反向的写作，将“文化中国”的概念灌输给西方读者，影响了几代西方人的中国想象。当林语堂赞美中国的种种好处，也许不单是出于文化自尊心的驱使，也蕴含着要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寻觅一套更合理的生活法则的意图？读完70年人们对他的种种批评、忆念与论说，林语堂的形象似乎更为模糊。这恰恰构成了我们必须更深入地、更同情地了解这位文化进出口贸易从业人士的最大理由。
革命时期的爱情
杨沫的《青春之歌》是要被算作当代文学经典的了。曾有人指出余永泽者，即近年赫赫有名的“大散文家”张中行。于是读者饶有兴趣，看看这位北大三老之一，与书中那个落后分子究竟有何相似处。
这件事前几年引发了一场风波，是因某杂志对杨沫的访谈而起。可惜当时的原文现在找不到，也没借到杨沫夫妇后来出的回忆录
《爱也残酷，爱也温柔》，但大致情形，也不出张中行《流年碎影》中提及的：“她（杨沫）追述昔年常提到我（这回不是小说），言及分手之事，总是明说或暗示，我负心，兼落后，所以她由幽谷迁于乔木。”落后云云，是杨沫的看法，负心，则好像没什么佐证，因为不单张中行从未谈到，《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也没有什么别的艳遇———有的话，我觉得杨沫一定会写。至于到老还强调离开此人是正确的，是有点怨毒了。这就难怪写过《顺生论》的张老夫子也难以八风不动，在轻描淡写的笔法中透出了他的嘲讽：
认定是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为落后，是人各有道，至于由幽谷迁于乔木，我祝愿她能够这样，但据我所闻，也未能天衣无缝。但她有名，为了名，举事以证明迁得好，也是应该的，至少是可以谅解的。
嘲讽是因为恼怒。而恼怒，恰恰证明了未免有情。张中行平铺直叙地讲说故事，但还是藏不住对过往的眷恋，如他描摹初见杨沫的印象：“她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Qī…shu…ωang｜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前面都是肯定的褒词，“富于感情”却加了一个“像是”，个中情怀，不问可知，对应的是后来的“她先是在新旧间徘徊，很苦，继而新的重量增加，更苦”。说到后来，张中行给这段感情的评价竟是高得惊人，全不像他回忆得那么平淡：“婚事也有花期，是诚而热的互恋之时，最值得珍重，我现在回顾一生，也有这样的花期，仅仅一次，就是我们由相识到共朝夕的前两年，仅仅这两年，是难得忘却的。”显然是感于前而怨于后。张中行是“胡适之的大弟子”，自然讲的是行端品睿，立身方正，不能留世以话柄，有时就像方遯翁写日记，把自己的牢骚让给人去发。《青春之歌》出版后，他的情绪不会不波动，所谓“室中人说是意在丑化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却没有在意”，很难让人相信。
杨沫对这段感情自然也不会泰然。她的方法不同，是对之进行重新书写。在《青春之歌》中，进步落后之争的音量被调到了最大。她强调了林道静爱上余永泽是因为感激救命之恩，当然还有他对自己抗争的赞许和对海涅诗句的熟悉———“啊，多情的骑士，有才华的青年！”她还以全知视角描写余永泽的心理，一开始就是打算占有、羁笼这匹“难驯驭的小马”。为了让后来林余二人的分手显得更自然，杨沫让林道静一直对余永泽的甜言蜜语保持警惕，可是，保持警惕的林道静为什么还是会倒向余永泽的怀抱呢？杨沫实在无法说清楚，所以林道静在恋爱中的性格就显得摇摆而分裂，简直是弱智：前一分钟还在痛斥余永泽“跟你在一块儿就不算寄人篱下？你别老对我讲这些啦，你再说，我真怀疑你是乘人之危……”并且“嘴唇哆嗦着”，“竭力压制自己的愤怒”，而且，她还“忽然发现他原来是个并不漂亮也并不英俊的男子”，可北大学生余永泽一说“我爱你，永远永远地爱你”，道静就“笑了”，听起来像是中了迷药。可是林道静并不是个恋爱至上主义者呀！
在杨沫对这段感情的重新书写中，余永泽是与革命的正面敌人不同的另一个革命的对立面。他象征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余永泽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对生活的幻想：“自立一家说，———学者，———名流，———创造优裕的生活条件”也无可厚非。他的错误也许就在于他在用“五四”的爱情逻辑来读解林道静：“爱可以改变一切，为了爱我们奉献一切”，所以他认为林道静和卢嘉川的交往是“有人在引诱她”，因为“天下只有爱情才能使女人有所改变的”。他满怀着情人的嫉妒来看待林道静和她的“革命”：“啊！在这样清明芬芳的夏夜，她竟和别个男子亲密地约会着、来往着。为了他，竟不要自己的丈夫回自己的家。”
余永泽的直觉并没有错，林道静确实爱上了卢嘉川，而且是“以革命的名义”，所以她才会将江华作为卢的替代（他们都是她在革命道路上的导师）而接纳为自己的情人。余永泽不懂的是革命时期的爱情逻辑。一方面，革命要求将爱情理智化，千百年强调的忠诚、宽容等等美德只是必须粉碎的可笑禁令，就像白莉苹略带讥讽地对林道静说的：“等着余永泽给你挂节孝牌吧！你还想革命哩，连这么一点芝麻粒大的事情———私人的事情算得什么？———都不敢革，还说别的？”另一方面，革命是以狂热诱惑狂热，平静的生活、稳定的家庭、与社会的妥协在这里是没有市场的，所以在林道静看来，余永泽这种“自私、平庸、一心只想着自己的生活”的男人如何能够容忍？与余永泽的相处让林道静明白了：
这就是在政治上分歧，不是走一条道路的“伴侣”是没法生活在一起的。光靠着“情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