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史》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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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汗在位时期（1312—1340　年），对于金帐汗来说，是处于扩充时代与退守时代之间的一个安宁的伟大时期。乌兹别克笃信伊斯兰教，但在比较上对于其它宗教是宽大的，他延聘伊斯兰教各国的博士和文士来到萨莱。在他执政时期，钦察汗国达到了它所能达到的最高文化水平，虽然在事实上无甚足称。
乌兹别克和格季明屡次发生冲突，例如在1323　年。乌兹别克汗在他这一方面，经常采取以他的藩属莫斯科的保护人自居的态度。1340　年，鞑靼人和罗斯人共同企图制服斯摩棱斯克侯，因为他接受格季明的保护。格季明也继续向南发展，但是只是在他死后（1341　年），他的继位者奥利格尔德才伸张势力至于基督教罗斯的最古老都城——基辅。
然而格季明于鞑靼人之外，还有其他敌人。当是时，波兰国王卡西米尔将加里西亚据为己有，他对于百姓中分立派教徒所采取的严厉政策，引起立陶宛人的干涉，另一方面，在波罗的海这一方商的日耳曼骑士团，继续和立陶宛的顽固异端人为敌，他们在这个时侯组织十字军，把这个当成唯一的理由，并且得到西方的所有失业骑士们的协助：这是从普鲁士的十字军回来时候，富瓦的伯爵加斯东一费比，突然在莫克斯出现在约克人面前（1357—8　年）。乌兹别克汗又看到在更靠近干他的地方出现一个强权国家，其将来未可预料。莫斯科的大领主伊凡·加里达策划在他领导之下联合罗斯众多小诸侯国的计划，他们的分裂，曾大大地削弱了罗斯。他做这件事的时候，在外表上对于蒙古汗是绝对忠诚：在特维尔的叛变期间（1327　年），鞑靼居民被屠杀，使他得以执行这个计划。他和他的继位人西梅翁，自处于蒙古诸汗的代理人地位，“以鞑靼人的协助镇压罗斯人，以罗斯人的金钱获得鞑靼人的恩惠。”并以对付日益独立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以及由此出来的海寇，莫斯科人和鞑靼人是利害一致的。
在拜占廷帝国这一方面，关系有时不怎么好：蒙古军最后一次出现在色雷斯是在1324　年。但是一般的情况是彼此妥协。乌兹别克的妻室之一就是拜占廷的公主，由于这种情况，使伊本·白图泰得以到达君士坦丁堡。这位摩洛哥的旅行家经过卡法至于萨莱，从那里他陪伴着蒙古汗的特使，旅行至于君士坦丁堡，留下了生动的纪述。对于热那亚人，当托黑台掌权时期关系恶化，他曾残破卡法（1308　年）。但这个城市不久又复兴，在乌兹别克汗时候，　它竟达到全盛时期：但是热那亚人不得不听任他们的竞争者威尼斯人得到许可，在塔那（在阿速Azow）于1332　年成立一个商馆。必须相信，蒙古汗熟知奴隶出口到埃及的事：和马木鲁克算端的关系，从来没有象在乌兹别克在位时期那样亲密。
在波斯这一方面，乌兹别克汗对于1327　年所布置的进攻不赛因的计划，　置身事外（参阅上第307　页）。萨莱诸汗决定放手让他们的白帐汗的堂兄弟及其藩属插手伊儿汗们和察合台系人中间的斗争，由他们自己承担一切后果。他们最为关心的是黑海至中亚细亚的通商路线尽可能少些受到侵扰。乌兹别克汗和中国的蒙古皇帝保持着接触，在1336　年，曾派遣一个使节向他提出一些要求。一方面是关于拙赤系在蒙古的旧封地，另一方面是有关于设置萨莱和北京中间的驿站。
伊本·白图泰的旅行记所记的是从萨莱赴花刺子模再从花刺子模赴德里（1333　年）。在这以外，还有若干基督教徒的纪述，足以证明西方和中国之间，这时候的联系是便利和相对活跃的。十四世纪初年，让·蒙泰科维诺由罗马被派往北京为总主教，他认为从卡法经由萨莱与准噶尔的阿力麻里这条通路，以达汗八里（北京）“当不太受战争的侵扰时”是最适宜的。一个佛罗伦萨的旅行家，约在1330　年，估计从卡法至中国的必要时间是六至八个月。还有在1339　年，乌兹别克汗于萨莱接见教皇的使者让·玛里奥拉，这位使者给他带来一匹教皇所赠带鞍的骏马，并且能够安全地继续他的旅程前往中国。
札你别的在位（1340—1357　年），在一定程度上是乌兹别克统治的延长。虽然如此，当与热那亚人发生一场新的冲突时，汗竟无力压服卡法（1344—　1345　年）。他的想从伊儿汗们的懦弱嗣君手中夺取阿哲儿拜占（1355　年），　这个最后尝试，结果也不如意。而黑疫，人们说是先在中国流行，死者一千三百万人，在钦察汗国也蔓延起来。当卡法被热那亚诸藩侯围攻时候，又将黑疫传到欧洲。
更为不幸的是在札你别死后，内部发生分裂，致使拔都的直系子孙一败涂地。一个新的“汗位辅立者”马迈运用机谋，使情况复杂化：结果导致了可怕的库利库沃之役（1380　年），马迈没有等候立陶宛人来到，就发起进攻，　结果被莫斯科的季米特里所击败。
在这场溃败之中，金帐汗从白帐汗那里找到一些补充力量。在这一方面，　鄂尔达的最后一个直系子孙兀鲁思汗（1361—1377　年）利用察合台系的内部不和以扩充他的领土。这时另一系的宗王脱脱迷失（拔都的另一个兄弟的后人）乘机而起，希图重振钦察汗国的威权。然而就在脱脱迷失的后面，帖木儿兰即将登场。
上面所做关于乌兹别克的统治的简述，使人可以预见钦察汗国的衰落将无益于欧洲和远东之间的商业、宗教以及文化的连系。约在1360　年，萨莱的主教科马斯，被教皇指派往北京教会任职，就不敢前往。十四世纪上半叶的这一条引人注目的通道至是阻塞，甚至比“蒙古天子”的败亡（1368），导致中国的返求诸己，为时更早。
欧　洲
重提欧洲的某些事件并非多余，这些事件发生在蒙古诸汗国的分裂和衰落这个时期（1280—1340　年）。
起初，在十三世纪欧洲还有一个共同承认和惧怕的领袖：教皇。但是当鞑靼人大举推进的时候，教廷正和日耳曼帝国进行在一切方面都是不幸的殊死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不幸，首先由于它的起因完全是属于政治性质，因为德意志和西西里合并于一人之手实在是与“神权无关”。更为不幸的是，　寻仇泄愤不但对于弗里德里希二世个人而且是对于被幽默地称为“蛇蝎家族”的霍亨斯陶芬整个王朝，这个长期的决斗使所有掌握世俗政权的人都警惕起来并且表示反抗：圣路易的信札中，不承认帝位的被削夺为有效，提名腓力普四世。当是时，罗马当然不至于对于十字军在亚洲方面的背叛熟视无睹。但是对外政策和对于基督教会根本利益的关心，显然受到对内政策的障碍。自1271　年以后，格列高利十世以及他的继位者至于卜尼法斯八世（1294　—1303　年）表现得比较注意到捍卫基督教。哈布斯堡的鲁道尔夫的被举，恢复了德意志最低限度的秩序。西西里的屠杀事件（1282　年），安吉文人和阿拉贡人在两西西里的斗争并不是首要问题。与法兰西王室的关系仍然良好；　圣路易就要被封圣。罗马教廷在这个时候认真关心起广阔的基督教前线，这条前线从直布罗陀海峡经巴勒斯坦和博斯普鲁海峡直到波罗的海之滨。
在马格里布这一方面，自从纳瓦斯一德托洛萨战役之后，基督教的安全得到保障：运气不佳的突尼斯十字军（1270　年）没有引起反应。可悲的是在叙利亚，圣·让·达克以及法兰克人的最后建置，在埃及的马木鲁克人压迫之下难以支持；终于在1291　年发生了不幸事件。在重建的希腊帝国这一方面，教廷很明智地制止了安茹查理的侵略企图，但是和解两个教会的尝试还是没有结果。
在欧洲的东方，在这一个世纪的初年，重大事件是日耳曼十字军骑士团攻击波罗的海的异端邻人。在他们的背后，就是教会别派的罗斯：在这一方面的情形相同，于鞑靼人入侵的感受之下，曾开始了某些和解的尝试，至少在加里西亚有过，但也没有得到结果。蒙古人的罗斯汗国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使教廷不得不注意到这一种危险，我们曾看见它试行协调基督教诸君主的努力：至少它阻止了匈牙利国王和鞑靼人签定已经起草的政治盟约。至于和那些非伊斯兰教徒因而似乎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