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第48章

的妻，一个一岁大的爱哭爱笑的孩子，医学院毕业的父亲，难道想去战场赴死
吗？生下来就是日本的国民，难道是他自由的选择吗？
王晓波和郑宏铭，互不相识，但是他们在同一个岛上长大，同一年，考进
台湾大学。
都是台湾人，但是他们心里隐忍不言的伤，痛在完全不同的地方。
他是我兄弟
寻人启事
即使是内战六十年之后，海峡对岸的寻人启事从来没有间断过。
2009…05…06
寻找哥哥刘长龙
我想找我哥哥，他是陕西省安康市吉河镇单嘉场人。一九四八年被国民党
抓壮丁，现在可能有八十岁，以前在鼓楼街学铁匠。曾经来过一封家信，
说在云南打仗。我叫刘长记，希望你们帮我找找，感激不尽。
2009…05…31
寻找单德明、单德义
两兄弟在四八年被抓去了台湾，老家是河南开封。德明被抓时已娶妻单谭
氏︵当时单谭氏已怀孕，六个月后生一女，取名单秀英，现年六十岁︶。
2008…10…11
寻找丈夫赵宗楠
重庆市的陈树芳，寻找在台湾的丈夫赵宗楠，现年七十八岁。老家住重庆
永川市，宗楠民国三十年考进国军中央军校，三十三年在国军第八十三师
任连长。一九四九年从重庆去了台湾。请帮我找他。
一则寻人启事不能超过三十个字，平均每一个字，秤秤看，包含的思念有
多重？以六十年做一个单位，算算看，人的一生，可以错过几次？
在蒙蒙的光阴隧道里，妻子仍在寻找丈夫，女儿仍在寻找父亲，兄弟仍在
寻找兄弟。那被寻找的，是天地无情中一堆破碎的骸骨呢，还是茫茫人海中一
个瘦弱的、失忆的老人？
如果郑宏铭的母亲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太平洋里丈夫的遗骨？
如果王晓波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他年轻的母亲和所有他本来该有的亲吻
和拥抱？
如果蔡新宗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他在战俘营里失落的十年？
如果管管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重新为父母砍柴生火的一天？
如果林精武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战死的同袍黄石的家人？
如果河南的母亲们可以写一则共同的启事，寻找十万大山中失踪的孩子？
如果？　弦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那一个离家的时刻，让他补一个回头，深
深看母亲一眼？
如果吴阿吉和陈清山，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那一艘泊在高雄港的军舰，
让他时光倒带，从船上倒退走向码头、回到卑南乡？
如果美君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沉在千米水深的上直街九十六号？
如果槐生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一次，一次就好，跟母亲解释的机会？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
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
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
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
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后记
我的山洞，我的烛光
佛学里有﹁加持﹂一词，来自梵文，意思是把超乎寻常的力量附加在软弱
者的身上，使软弱者得到勇气和毅力，扛起重担、度过难关。
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四百天之中，我所得到的﹁加持﹂，不可思
议。
为了给我一个安定的写作环境，同时又给我最大的时间自由，香港大学争
取到孔梁巧玲女士的慨然支持，前所未有地创造了一个﹁杰出人文学者﹂的教
授席位，容许我专心一致地闭关写作一整年。
港大的﹁龙应台写作室﹂在柏立基学院，开门见山，推窗是海。山那边，
有杜鹃啼叫、雨打棕榈，海那边，有麻鹰回旋、松鼠奔窜。这里正是当年朱光
潜散步、张爱玲听雨、胡适之发现香港夜景璀璨惊人的同一个地点。
我清早上山，进入写作室。墙上贴满了地图，桌上堆满了书籍，地上摊开
各式各样的真迹笔记、老照片、旧报纸、绝版杂志。我是历史的小学生，面对
﹁林深不知处﹂的浩瀚史料，有如小红帽踏进大兴安岭采花，看到每一条幽深
小径，都有冲动一头栽入，但是到每一个分岔口，都很痛苦：两条路，我都想
走，都想知道：路有没有尽头？尽头有什么样的风景？
我觉得时间不够用，我觉得，我必须以秒为单位来计时，仍旧不够用。
卡夫卡被问到，写作时他需要什么。他说，只要一个山洞，一盏蜡烛。柏
立基写作室在二○○九年，就是我的山洞、我的蜡烛。每到黄昏，人声渐杳，
山景忧郁，维多利亚海港上的天空，逐渐被黑暗笼罩。这时，凄凉、孤寂的感
觉，从四面八方，像湿湿的雾一样，渗入写作室。
我已经长时间﹁六亲不认﹂，朋友们邀约午餐，得到的标准答复都是，
﹁闭关中，请原谅，明年出关再聚﹂。
但是，当凄凉和孤寂以雾的脚步入侵写作室的时候，会有朋友把热饭热
菜，一盒一盒装好，送到写作室来。有时候，一张纸条都不留。
夜半三更，仍在灯下读卷，手机突然﹁叮﹂一声，哪个多情的朋友传来简
讯，只有一句话：﹁该去睡了。﹂
有时候，一天埋首案头十八个小时，不吃饭、不走动、不出门，这时肩膀
僵硬、腰酸背痛，坐着小腿浮肿，站起来头晕眼眩。然后，可能隔天就会收到
台湾快递邮包，打开一看，是一罐一罐的各式维他命，加上按摩精油、美容面
膜。字条上有娟秀的字：﹁再伟大，也不可牺牲女人的﹃美貌﹄！﹂
披星戴月、大江南北去采访的时候，纪录片团队跟拍外景。所有能够想象
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火车、汽车、巴士、吉普车、大渡轮、小汽艇、直升
机。在上山下海感觉最疲惫、最憔悴的时候，我看见工作伙伴全神贯注，然后
用一种笃定的、充满信任的声音说，﹁一定会很好。﹂
最后的两个月把所有数据搬到台北，对文字作最后精确的琢磨。朋友们知
道我每天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自动形成了一个﹁补给大队﹂：笔记计算机写作
太辛苦？第二天，新的桌上计算机已经送到、装好。没法放松？第二天，全新的
音响设备送到。台风、淹水？﹁来，来我的饭店写。房间已经准备好。﹂冰箱
空了？鲜奶、水果，矿泉水，马上送过去。
因为写作，连定期探看的母亲，都被我﹁搁置﹂了。但是夜半写作时，我
会突然自己吓到自己：如果﹁出关﹂时，母亲都不在了——你这一切又是为了
什么呢？第二天，焦虑地打电话给屏东的兄弟们探问，他们就在电话里说，
﹁妈妈我们照顾着，你专心写书就好。﹂
万籁俱寂的时刻，孤独守在﹁山洞﹂里，烛光如豆，往往觉得心慌、害
怕，信心动摇，怀疑自己根本不该走进这看不见底的森林里来。这时电话响
起，那头的声音，带着深深的情感和温暖，说，﹁今天有吃饭吗？﹂
第一稿完成时，每天日理万机的朋友，丢下了公司，和妻子跑来作书稿校
对。十五万字，一个字一个字检阅，从早上做到晚上，十二个小时高度聚焦不
间断。离去时，满眼血丝。
我身边的助理，是年轻一辈的人了，距离一九四九，比我更远，但是他们
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每个人其实手中都有很多其它的工作，但是在这四百天
中，他们把这本书的工作当作一种理想的实践、社会的奉献，几乎以一种﹁义
工﹂的情操在燃烧。
所有的机构，从香港大学、胡佛研究院、总统府、国防部、空军、海军司
令部到县政府和地方文献会，倾全力给了我支持。
所有的个人，从身边的好朋友到台湾中南部乡下的台籍国军和台籍日兵，
从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到退辅会的公务员，从香港调景岭出身的耆老、徐
蚌会战浴血作战的老兵到东北长春的围城幸存者，还有澳洲、英国、美国的战
俘亲身经历者，都慷慨地坐下来跟我谈话，提供自己一辈子珍藏的数据和照
片，那种无私的信任，令我惊诧、令我感动。
我对很多、很多人做了口述，每一次口述都长达几个小时，但是最后真正
写入书中的，只有一半都不到——我可能需要一百五十万字才能﹁比较﹂完整
地呈现那个时代，但是我只有能力写十五万字。他们跟我说的每一个字，他们
回忆自己人生时的每一个动作和眼神，虽然没有直接进入书中，却成为整本书最重要最关键的养分、我心中不可或缺的定位坐标。
我认识到，过程中每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