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如梦幻》第1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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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江夫人所以不喜欢大儿子家光,是因为家光降生后,爷爷家康认为如果孩子和母亲过于亲近,将会养成软弱的依赖性格——淀姬母子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坚持把婴儿从阿江夫人怀中抱走,交给亲自挑选的乳母阿福抚养长大。因此阿江夫人和家光的母子之情非常淡漠,对自己一手养大的次子忠长则宝爱有加。
家康去世后,阿江夫人就开始撺掇秀忠将军废长立幼。但一则不敢违背亡父家康的意愿,二则家光的乳母阿福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秀忠最终仍然没有听从妻子的意见,不仅如此,他还提前宣布退位,把将军宝座让给了年仅二十岁的家光。
宽永三年(1625年),已经退位的德川秀忠领着家光将军入洛参觐,秀忠受封左大臣,不久后进位太政大臣,家光则受封右大臣,不久后进位左大臣。宽永九年(1632年)元月,德川秀忠去世,当年十月,大权在握的家光将军以兄弟骏河藩主德川忠长患有疯病为名,剥夺了忠长的领地,将其软禁在上野高崎城中。忠长随即忧愤自刃,享年二十八岁。
兄弟相残的悲剧,即便在太平盛世也是无法完全避免的。
且说家光将军在位的时候,最为宠信的有老臣酒井忠世、土井利胜、松平信纲等人,以及一代女杰春日局。春日局就是家光将军的乳母阿福,本为明智光秀的重臣斋藤利三之女,她因为和将军亲如母子,又在将军继嗣问题上帮了家光很大的忙,所以等到阿江夫人去世、德川秀忠退位以后,她成为了“大奥”实际上的领导者——所谓“大奥”,就是指将军的后宫。
其实阿福并不仅仅照管内事,对于政务也有很大的发言权。宽永六年(1629年),阿福前往伊势神宫参拜,家光将军指示她作为自己的代表,转道入京参谒后水尾天皇。一介乳娘竟然想面见天皇,此事使朝廷上下无不感到惊愕和愤恨,但最终在幕府的压力下,阿福还是假装顶着贵族三条西实条的妹妹的头衔完成了使命,并受天皇赐号为“春日局”——据说此事也是后水尾天皇愤而退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家光将军在位的时候,进一步巩固幕府权威,削弱各地藩主的势力,“参觐交代”制度就是他所创立的。所谓“参觐交代”,是指各地大名都必须在江户城下町购置宅邸,把妻子儿女安置其中,作为交给幕府的人质,大名本人则一年在领地视事,一年住在江户,轮番交替(关东大名则每半年轮替一次)。大名们千里迢迢前往江户侍奉将军,于路的仪仗开销,住在江户的生活费用,全都必须自己解决,幕府毫不补贴,财政负担由此变得非常沉重。家光将军正是利用这一制度来削弱各藩的经济实力,使他们再也无力与幕府相抗衡。
除此以外,幕府还直接插手各藩的继承人问题,一方面,确定继承人必须申报幕府同意,新藩主继任也必须亲自前往谒见将军,获得新的“所领安堵状”,另方面,对于没有继嗣的大名家族,幕府从来都毫不容情地予以改易。
家光将军时代确立的幕府统治机构是这样的:最顶峰当然是幕府将军,其下为大老和老中,然后是“若年寄”,职责为辅佐老中管理幕府的直属家臣,再下还有寺社、町、勘定三位奉行,分管宗教、江户城内的行政和治安,以及幕府财政等事务。上述为幕府的中央机构,地方机构则包括京都所司代、大坂町奉行、长崎等地的远国奉行,以及其它幕府直辖地区的代官——幕府的直辖地区称为“天领”,初期约两百万石,中后期增加到四百万石。
幕府统辖各地大名。江户时期的所谓大名,是指臣服于幕府将军,受赐一万石以上领地的武士——大名的家臣也有受赐领地的,但其名义上的主家是大名而非更高一级的幕府,所以不能称为大名。大名分亲藩、谱代和外样三个等级,幕府初期约二百家,中后期增长到近三百家,统称“江户三百藩”。
此外,将军直属的家臣,如果封地不足一万石,则被称为“旗本”或“御家人”,前者准予直接谒见将军,后者没有这种资格。旗本多有领地,御家人则只领俸禄,他们全都住在江户,平时充当幕府的行政官僚或警护人员,战时根据封地或俸禄的多少来率领士卒参战。据享保二年(1722年)的统计,江户幕府共有旗本5205人,御家人17399人,连同这些人的家臣部下,战时动员力将近十万。
●农村与城市
根据十八世纪初的统计核算,当时天皇的领地为三万石,皇族、公家的领地七万石,幕府天领约四百万石,直参(旗本和御家人)的封地加俸禄为三百万石,各藩封地共两千两百余万石,此外还有寺社所领有的土地四十万石。这就是整个日本社会上层的基本构成。
那么在社会的下层呢?大小封建主主要的赋税来源是“本百姓”,所谓本百姓就是指拥有一定土地和房产的农民。当时日本农村大多为五六十户人家的小型自然村,村长被称为“名主”、“庄屋”或者“肝煎”,主管户籍登记和收取赋税,主要出身于“大百姓”(富农)和旧的小国人领主。村长下面就是本百姓,本百姓下面还有“水吞百姓”也就是佃农。
江户时代,各种捐税名目繁多,仅年贡就经常超过实际收获物的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是很痛苦的——德川家康就曾经说过想要统治好百姓,就必须让他们吃不饱而又饿不死的话。不仅如此,幕府还规定了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即所谓的“士农工商”制度。
“士”,即指武士,又写作“侍”。江户时代武士的身份标志为允许拥有苗字,可以带刀,如其权威受到平民百姓的损伤,则可以“斩舍御免”(允许当场格杀)。武士内部也分很多等级,比如上士、中士、下士、乡士等等,高级武士经过的时候,无论平民百姓还是下级武士都必须伏地磕头,否则就可能遭到斩杀。幕府还规定,公家、神官、僧侣的身份等级等同于武士。
身份等级的第二级是“农”,也就是农民,江户时代是重农的社会,因为有了农民才有土地产出,才有武士们享受的年贡和俸禄。比农民身份更低的是“工”也即城市手工业者,以及“商”即商人。虽然商人在四个等级中排位最低,但他们逐渐成长起来,掌握了财政实权,到了江户幕府后期,很多豪商甚至比武士更为尊贵和显赫。这些商人把商号当成自己的苗字,按照武士家族的习惯来管理商号,主人和学徒之间的关系和武士团中的“寄亲寄子”关系简直毫无两样。甚至还有很多商人趁着武士家族破产或绝嗣的机会,把自己的儿子过继过去,窃得了武士的苗字和家业,幕府虽然多次下令严禁也终究无济于事——只要有活不下去的贫穷武士,只要有腰缠万贯的豪商,有买家有卖家,这种地下交易就是永远无法根绝的。
工和商大多居住在城市中。江户时代的城市,以江户、大坂、京都最为繁华,被称为“三都”。城市居民主要为武士和工商业者,后者主要被分为拥有土地或房产的“家持”和租房居住的“店借”两种。幕府和各地大名对工商业者征收的赋税比农民相对要轻(实际上是不如对农业来得重视),所以才会有很多商人暴富,到了幕府末期,甚至出现“大坂富豪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局面。
在“士农工商”等级下面,日本社会中还存在着被称为“秽多”或“非人”的贱民。秽多大多来源于古老的奴隶社会,一般从事处理尸体、屠宰牲畜、清扫垃圾等肮脏工作,或者成为流浪艺人,被整个社会所看不起。幕府严格管理秽多,不允许他们和自由民相往来,而且其身份世代承袭,永远不会被解放(贱民的“解放令”要到幕府灭亡后的明治年间才颁布,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日本)。非人是临时的贱民,是指十七世纪以后为生计所迫而从事卑贱职业的贫农或城市贫民,他们的身份虽然卑贱,却并不对整个家族造成影响,并且有可能恢复原本的地位。
●大君邦交
一般认为,江户幕府奉行“锁国”政策,导致近代落后不振,一度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然而实际上,日本的情况和中国明清两代并不相同,并且幕府的“锁国”是有一个启动过程的,并非始自德川家康。
首先,日本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和大陆国家的贸易交往,江户幕府建立以后,更是把对中国和对朝鲜的贸易往来当作重要国政来抓。德川家康曾经为了弥补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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