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西尔弗伯格短篇科幻小说集》第28章

“我理解你对征募所抱的敌对情绪，”我的大学顾问说，“为交出躯体上的重要器官而感到不安，当然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你应当考虑到它所带来的补偿的有科条件。一旦你献出了一个器官，你就会列入6－A等级，成为优先受植者，并且永远载入6．A花名册。你当然懂得，这意味着即使你个人和职业上其他资历并不符合标准（比方说，你的前程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而沦为体力劳动者），一旦你自己需要器官移植的话，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有权利享受器官移植。一般说来，如果你得了心脏病。你不会首先得到惠顾的，但是，你的优先受植者的地位将解救你。你将得到再生，我的孩子。”
我指出了这件事所固有的谬误。随着应征者人数的增加——这将会囊括人口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人口——最后，每个人都由于供献器官而取得6－A优先受植者的地位，优先受植者一语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这又有什么用呢？献过器官者的健康恶化时，每个人都会把赌注押在器官移植权利上面，这终将导致可供移植器官的短缺。到时候，他们为了在6－A等级中决定谁先谁后，不得不根据个人以及职业上的成就来排顺序。我们就又会回到现在的地位了。
肾脏同种异体移植前和移植后头4个月内，接受抗淋巴细胞球蛋白（ALG）疗法的患者的病程。供献器官者是患者的兄长。没有出现早期排斥反应。手术后40天开始强的松治疗。球蛋白治疗停止后，不知不觉地突然出现了后期排斥反应。对这一反应进行了类固醇治疗，剂量在维持量内缓慢增加。这种治疗，在20例接受ALG治疗的家族内植片受植患者中，仅有2例推迟了并发症的发生。在对其后的病例观察中，其比率之低大致相同。（原载《妇产科学》126期，1968年，第1023页，经准许摘引如上。）
于是，今天我准时到了器官移植厅，进行身体检查。我的几位朋友认为我前去报到是一种失策。他们说，如果你想抵制，那就应该在这一过程的每一环节上进行抵制。用纯粹理想的（和意识形态的）话来说，我觉得他们的话是对的。等着让他们说：“我们需要你的肾脏，年轻人。”到那时候，如果我最终选择了抵制这一条路的话，我就可以抵制。（我为什么左右摇摆呢？难道我不是完全相信整个器官征募制度是不公平的吗？我不晓得是否公平。我甚至确定不了我是否在摇摆不定。前去报到体检并不当真就是出卖给这一制度。）我终于去了。他们用手叩叩这里。用X光照照那里，又瞧瞧别的地方。请张开嘴巴。请弯腰。请咳嗽。请伸出左臂。他们叫我在一套诊断机前面走过，我站在那里等着红灯闪光——歪一歪，走吧！——然而，像预料的那样，我的健康情况完好，合乎应征条件。之后，我见到凯特，我们手拉手在公园里漫步，观看落日的余晖，商量着一旦下达了召令，而且真的下达召令时，我该怎么办。真的？那是痴心妄想，小伙子！
如果叫到你的号码的话，那么你就会免除服役，他们就会特别奖赏你，每年少纳750美元的税款。太妙了！　至本书目录上一页下一页收藏本书
他们引以自豪的另一件事情，是不成双器官的自愿捐献计划。这与征募毫无关系。征募——起码到目前为止——只是征用成双的器官，即献出之后不会危及生命的器官。过去20年以来，随便走进美国哪一家医院，签署一张简单的让渡书，就可以让外科大夫给你开刀。眼睛、肺脏、心脏、肠子、胰腺、肝脏——任何器官，你全都可以给他们。这种办法常常称为较为单纯时代的自杀。特别是在劳动力短缺的时代，它遭到了社会的反对。现在我们劳动力过剩了，尽管从本世纪中叶以来，我们的人口增长十分缓慢，而取代劳动力的机械化装置和过程的发展，却相当迅速，甚至成几次幂地发展。因此，这种自愿全部捐献被认为是对社会最有效的功绩。它把年轻的健康躯体从劳动大军中除去，同时还保证了年长的政治家主要器官的供应不会相对减少。当然你要自愿捐献的话，那你必定是发了疯，可是在我们社会里，从来不缺少疯子。
如果凭了某种侥幸，你在21岁的时候并没有被征募，那你就安全了。人们告诉我，确有一些人进出过罗网。现在在全部征募库中，我们的人数超过了需要移植的患者。可是比率在迅速地变化。相对来说，征募立法还是比较新的立法。不久，他们就会使合格的应征者库趋于枯竭，那时又怎么办呢？如今出生率低下；潜在的应征者数目有限。死亡率则更加低下；而对器官的需求则是无休无止的。如果我要活下去，那我只能给你一只肾；可是，由于你不断地活下去，可能不只需要一次肾移植。一些受植者可能需要五六副肾和肺，直到他们最后活到170岁左右，再也没有希望进行修补为止。又由于器官捐献者在生命后期也开始征用器官，对21岁以下的人群的压力甚至会更大。需要移植者的人数将超过能够捐献器官的人数，应征者库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受到宰割。然后呢？唔，他们就把应征年龄降低到17岁，或者16岁，甚至降到14岁。即使如此，那也只是短期的解决办法。捐献的器官迟早会不够分配的。
我是留下来呢，逃跑呢，还是到法院申诉呢？时间快没有了。再过几周，召令肯定会下达的。我不由地觉得脊梁骨上有一种难耐的感觉，似乎什么人在一声不响地锯我的肾脏。
同类相食。本世纪初，古人类学家在北京东南25英里龙骨山的周口店，发掘了一个洞穴，发现了北京人（Pithacanthro－pus　Pekinensis）的颅骨化石。头盖骨是从底部断裂下来的。这使得龙骨山发掘工作指挥弗兰兹·魏登里希推测，北京人是食人肉者。北京人杀掉同类，从头盖骨底部的开口把受害者的脑浆吸出来，烧熟了享宴一番——现场还有炉子和木炭——然后把头盖骨当做战利品放在洞穴中。吃敌人的肉来吸收他的技艺、力量、知识、成就和美德。
人类花了50万年的时间，才从同类相食的习性中挣扎出来。然而我们并没有丢掉往昔的渴求，对吗？吞噬那些比你年轻、健壮、敏捷的人，以图有所收益，依然是心安理得的。我们仅仅是改进了技术而已。因此，他们现在生吃我们，那些老家伙，他们把我们吞下去，吞下一个器官又一个悸动着的器官。这难道算是改善？
起码来说，北京人还是把肉煮熟了来吃的。
在我们美好的新社会里，大家都平等地分享医学成果。那些身立功勋的年长公民，不必虑及他们的美德和声望将只会以冰冷的墓穴作为报答——我们一直在赞美着墓穴。所有的人对于器官征募都非常高兴——当然，几个扫兴的被征募者例外。
棘手的是优先权问题。谁得到贮存的器官呢？他们有一套精心炮制的系统，以便规定各种等级。假如利用一台大的计算机进行抽签，就能保证绝对的、神奇的公正。你用优秀的工作成绩获得拯救，职业上的成绩或者日常生活中的善行，使你获得沿阶梯把你推上去，一直达到最高优先等级，达到4－G或者更高的分数。毋庸置疑，分级系统是不偏不倚的，也是公正地分级的。可是，这种分级究竟是合理的吗？它为什么人的需求服务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943年，北非的美国军事人员，缺乏新发明的药物青霉素。有两部分士兵需要用它治疗：在战斗中负伤而感染的士兵和生性病的士兵。一名低级医官出于显然的道德原则，决定负伤的英雄比放纵自己的梅毒患者更需要治疗。但是，责任医官否决了他的决定。他说，如果治疗性病患者，那他们会更快地恢复健康投入战斗。此外，倘若他们得不到治疗，他们就会成为进一步传染的媒介。于是，他把青霉素投给了性病患者，让负伤的士兵躺在床上痛苦呻吟。战场上的逻辑是不可变更，也是不容置疑的。
生命的巨大锁链。小浮游生物为大浮游生物吞食，大浮游生物是小鱼的牺牲品，而小鱼又是大鱼的牺牲品，由此类推直至金枪鱼、海豚和鲨鱼。我吃海豚的肉，因而健壮，朝气蓬勃，养肥了自己，并且在充满活力的器官中将精力贮存起来。可是我又被枯萎凋谢的长者所吃掉。一切生命都联系在一起。我看到了我的归宿。
早先，被植器官受到的排斥反映是一大难题。这是多大的浪费！躯体不能够区分异体的却是有益的器官和一个入侵的、敌对的微生物。称之谓免疫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