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第35章


哇!我实在有些晕陶陶,从来没有人用这么“直接”的方式,来“肯定”我的写作。多年以来,在父母的怀疑下,在自卑感的作祟下,在儿子的眼泪下,在生活的煎熬下……不停不休的写,却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写作是否有意义?这样的“写”,几乎在每个字中都揉著血和泪,如今,这番挣扎,终于得到了回馈!我看著平鑫涛的信,泪水盈眶。怪不得古人有诗说:“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回忆我的“写作”路程,真正是“寒彻骨”呀!
就在平鑫涛不断报佳音、催新稿的当儿。《窗外》带给我的“压力”,竟如排山倒海般涌来。首先是我的父母,他们看了《窗外》,竟勃然大怒!双双写信来指责我,说我不该写这部小说,“出卖”我的父母!父亲的“传统道德”观,使他完全不能接受这件事,他在给我的信中说:
“你以为大家是喜欢这部‘作品’,而买这本书吗?
大家不过是要看看你的风流自传而已!”
母亲的来信更加严厉:
“原来你的写作才华,仅止于此!你就这样等不及
的要赚钱吗?除了‘出卖’你的父母以外,你还有没有
别的本事?我生你养你育你,竟换得你用这种方式来报
答——你写了一本书来骂父母!”
天啊!我没有要骂父母,我爱他们,我真的爱他们!《窗外》是我生命里最强烈的故事,这故事中如果没有我的父母,就根本不能成立!我或者写得太坦白,太真实,不过,就在我下笔的时候,我对父母虽然有“怨”,却有更多的“爱”呀!难道他们看不懂?难道他们体会不出来?难道他们根本不曾“深入”我的内心世界,竟无法接受我的书。我捧著父母的来信,又觉得自己闯了大祸,罪该万死!泪水就滴滴滚落。我亲爱的父母啊,为什么要这样误会我呢?我走这条路,走得如此艰辛,你们为什么不鼓励我,反而要生气呢?我不了解,我真的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庆筠下班回来,看我两眼哭得红红的,惊问为什么。我把父母的信拿给他看,他跳起来说: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不管是谁的作品,都无法逃开人生的范围呀!一个作者会把自己的生活,反映到作品里去,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这样责怪你,实在太过份了!”他伸出手给我,慷慨的说:“别哭,你还有我!”
我好感动,真的好感动。
但是,没有几天,庆筠又彻夜不归了。当他拖著疲倦的脚步,睁著布满红丝的眼睛,狼狈而踉跄的回到家里,他不等我开口,就先发制人的对我大吼:
“不要怪我不回家,也不要怪我去赌钱!都是你,你和你那本见了鬼的《窗外》!你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布你的真爱,那么,你把我置于何地?你有没有顾全过我的自尊?我的感觉?”
我惊愕得几乎不会说话,好半晌,我才低低的说:“你不是说,每个作家的第一部小说,都是自传,你会谅解吗?”“会谅解的是神!”他大喊:“我不是!我只是人!连你的父母都不会谅解你!我怎会谅解你!”
我呆呆的跌坐在椅子里,脑中昏昏沉沉的,连思想的力气都没有了。几天之后,我在报纸的副刊上,读到一篇作品,作者是庆筠。再仔细一看,文章的内容,居然在写我,他杜撰了许多事情,把我痛痛快快的大骂了一场。我等他回家,深深的注视著他,我沉痛的说:“我不知道你这样恨我!”
他看著报纸,顿时歉容满面。
“对不起,”他说:“那天我觉得沮丧极了,所以写了这篇东西,这不算‘作品’,我只是在泄愤而已!”
“泄愤?”我难过极了。“我让你这么生气吗?为什么呢?仅仅因为《窗外》,还是你对我的爱情都死掉了!”
他悲哀的看著我,试著要向我分析他自己: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自从你出了书之后,我就无法平衡了。我受不了同事们的眼光,受不了你一天到晚写,受不了自我的期许,也受不了这个家里的气氛!”他痛苦的用手抱著头,似乎痛苦得快要死掉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觉得我已经完了!”
看他那么痛苦,我也痛苦起来。年轻的我,还不太懂得为对方设想。易地而处,我可能也会和他一样痛苦。如果我能多为他设身处地想一想,或者我能付与更多的耐心和爱心,来挽救我们的婚姻。但,那时的我太年轻,肩上已扛著沉沉重担,父母给我的压力已使我透不过气来,总觉得庆筠该给我的是慰藉和支持。怎能也用这种态度来对我,怎会对我说,他受不了这个,受不了那个……他不平衡,我也不平衡。觉得自从他回国以后,我们就陷在彼此折磨中。我看著他,悲哀而无助,我说:“如果我让你这么痛苦,那么,就让这场悲剧结束了吧!”
“什么叫‘结束了吧’?”他大声的问。
“离婚!”这两个字从我嘴中一吐出来,我们两个都有些惊怔了。他死死的盯著我,一语不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婚姻的失败,我实在要负相当大的责任。我总觉得自己委屈,不能去体会他的委屈。在我的书出版后,我也没有去体谅他的失意。直到今天,我都认为我不适宜做个“妻子”,我和庆筠会走上离婚的路,都因为我扮演不好“妻子”这个角色而造成的。连“离婚”这两个字,也是我轻易出口的。)
当时,我一提到“离婚”,两人都震动了。庆筠看了我很久,终于点了点头,咬牙说:“这样也好!”
可是,一转身,他看到小庆,他把孩子抱了起来,抬头看我,哑声说:“你预备让小庆没有爸爸,还是没有妈妈?”
我眼泪一掉,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就是《窗外》出版,带给我的各种压力。说真话,《窗外》的出版,是我写作生涯的一个大大冲刺。但是,在我真实人生里,它却带来毁灭性的风暴。我的故事40/49
十五、初见鑫涛
那年,我二十五岁。整整一年,我发疯一样的写作。
生活里再也没有什么乐趣,我和庆筠,陷在彼此折磨的困境里。我生活的重心,只有两样:小庆和写作。
我在五月份,就开始写《六个梦》。由于《六个梦》是中篇小说,我写了前三个梦,就又马不停蹄的开始写《烟雨蒙蒙》。《烟雨蒙蒙》一完稿,我又接著去完成了《六个梦》。我会这样拚了命去写,完全和《窗外》有关。我要证明除了我自身的故事,我也有能力写别的。《六个梦》首先在《皇冠》发表,《烟雨蒙蒙》接著在联合报副刊发表,都是平鑫涛安排的,那时,他是《皇冠》的社长,也是“联副”的主编。
那年冬天,我第一次和鑫涛见面。
会和他见面,是因为我到台北去接受“电视访问”。那时候,电视还是很新鲜又很时髦的东西,能被“电视访问”是件非常难得又非常光荣的事。我人在高雄,要离开小庆三天,去接受电视访问,我很不愿意。鑫涛又是信、又是电报,十万火急。劝天下的夫妻,千万不要走相同的路!
我到了台北,鑫涛亲自到火车站来迎接我。我们素昧平生,但已通过数不清的信。我那天穿了一身黑衣服,瘦瘦小小,自觉平淡无奇。杂在一堆旅客中走下火车,很惊奇的发现鑫涛站在那儿,很肯定的注视著我说:
“你一定就是琼瑶!”
鑫涛那年三十六岁。个子不高,方面大耳,站在那儿,却颇有种凌人的气势。他如此年轻,双鬓已经微斑,两眼却炯炯有神。看起来充满了精力,神采奕奕。那第一次会面,我们谁也没料到,日后我们竟会相知日深。命中注定,要共度一生。那时,我只是很惊奇,很惊奇他能在成群旅客中认出了我,我问:“怎么会认出我来?”“从《窗外》里认识的,从《六个梦》里认识的,从《烟雨蒙蒙》里认识的!”他笑著说,帮我拎起小旅行袋。“不止认识吧!是非常熟悉了!”
后来,我才知道,鑫涛是个相当沉默寡言的人。但,他第一次见我,却说了很多话。一直到今天,他都常常会问我:
“我们第一次在台北火车站相见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电光?”“什么电光?”今日的我回答。“我听到雷响呢!轰隆隆,好大的雷,天摇地动。”“不开玩笑,说真的!”
说真的,没有电光,也没雷响。二十五岁的我虽已结婚生子,又写了好些篇小说,仍然涉世未深。鑫涛的身分地位对我来说,是个“大人物”。他主宰我小说的命运,他是一个大杂志的社长,又是一家大报的副刊主编!还在广播电台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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