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奇》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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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这句话是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说的。他有民族气节。他是浙江人，你们浙江文人很多，宋朝的大诗人陆游也是浙江人。他的诗词我想有三个方面，‘红酥手，黄滕酒’的‘钗头凤’是爱情方面的；许多田园和抒怀诗词是恬淡洒脱方面的；后世人最重视的是他的爱国诗，尤其是‘死去原知万事空’那一首，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知道、不赞赏的。”
他说：“我是学电机工程的，丁关根同志也是学科技的，我们都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我不搞文艺，但喜爱文艺，关根同志也是。”
此后他和我谈了一些中外文艺作品。
他最近借了俄国一部电影的录像带来看，是根据托尔斯泰小说《复活》拍摄的，他说这表现了旧俄时代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的另一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他说，那可说是俄国的《红楼梦》，通过家庭生活来反映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束缚。
莎士比亚的戏剧Timon　of　Athens（《雅典的狄蒙》），他觉得剧中主角狄蒙斥骂雅典人崇拜金钱、生活腐化、朝三暮四、品格卑鄙的部分十分淋漓痛快。我想他特别提到莎士比亚这部比较次要的剧作，当是其中含有强烈的政治内容，以及当时雅典人“一切向钱看”的心态淹没了高贵情操，这种危险的精神状态值得注意。
他关于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我回到香港后查阅鲁迅《且介亭杂文》，这句话出于《中国人失掉自信为了吗？》一文，作于1934年9月。该文的最后三段是：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我一向主张香港尽可能现状不变，因为这最安全，对大多数人有利。但我也从来不怪责基于向往西方民主的制度而要求在本地急速推进民主发展的人士，甚至也不反对为了出人头地、争取名利地位而要求政制大变之人。名利地位是极大多数人都想争取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此，我持一种道德判断的观点：如果所作所为对大多数人有利而自己同时得到名利，那是上策；如果对大多数人无损而自己有利，那可以接受；但如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而去做损害大多数人的事，那是不道德的。
至于所做的事、所提出的主张到底对多数人有利还是有害，其中含有主观的判断。
民主最终对大多数人有利。这个判断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但到底急进发展好，还是循序渐进的发展好，那就有不同意见。欧美政要将“民主”与“急进发展民主”之间划上等号，我并不同意。
不论是主张急进还是主张稳健，只要出发点真是为中国、为香港、为香港人谋幸福，意见不同没有什么大不了，尽可心平气和讨论、商谈，不必相互仇视敌对。如果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不顾香港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那么不论口号和言论多么动听，都是不值得尊重的。虽然个人动机如何，旁人难以妄加猜测，但假之以时日，一个人的真面目终究会显露。
值得欣喜的是，中国自上至下，真正在改革开放。中国过去教条太多，毫不开放，需要大大开放。香港社会本来充分开放，多数居民满意于现状，害怕九七后有太大改变，那么就不应求变，而应努力求不变。
保守有其稳健和保持传统的一面，急进有其进取与加速进步的一面。这两股力量，在任何社会中都是经常存在的，所以英国有保守党、工党，美国有共和、民主两党，法国有右派与左派政党。香港人在讨论政治之时，似乎应当持一种容纳异见的心态，不妨坚持己见，但对别人的不同主张，也应考虑一下其中的优点。中共过去缺点甚多，但他显然已知今是而昨非，我们就应支持他们的改革开放，不要拿十五年前的情况来衡量今日的中共。
这篇《北国初春有所思》无疑是具有相当说服力的。比之于那些哗众取宠的口号式理论，金庸的主张显得朴实，切乎于民生，这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的，而不是为了自己出风头。金庸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责任感，同时又多了许多理性与宽容。
金庸的政论也常常受到争议，但他有“力排众议”，“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持己见的精神，绝不向所谓的“多数”或“权贵”屈服。
香港一些所谓的民主派以僵化的眼光看待中共政府，又毫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横加指责金庸支持邓小平的改革路线，说成是“见风使舵”。金庸自己这样辩解：
“我办报的主张有八个字——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前者是说各种意见可以发表，尽管报纸有本身立场，但应该尊重别人的不同意见，这是民主社会的基本精神。‘无欲则刚’当然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欲望，而是说不可以有不正当的欲望，利用报纸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如果想求别人一些好处，或面对政权想讨一些生意机会，便算是有不正当欲望，在处理上便不可以刚强。
办报当然有欲望，一是希望读者多，二是广告多。但坚持上述两个原则，肯定可以达到目标。我们不是无原则的批评，例如共产党不可以说它一无是处，要是它做什么也是错的话，这个政权两三天已垮台了，不会发展至今。它也有合理的地方，不可单凭一己偏见反对它。我们只是秉持实事求是，公正客观的原则办事。
我们对四人帮反对很厉害，……邓小平复出，我相信他只希望中国富强，国家安定……我们支持他的政策。
确实，“文革”时的“共产党”与邓小平时代的“共产党”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共产党自身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探索以求自新。金庸支持现今中共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显示了他的理性与务实，至于别人议论，又何足道哉。正如他的一首旧诗所言：
南来白手少年行，
立业香江乐太平。
旦夕毁誉何足道，
百年成败事非轻。
聆君国土宣精辟，
策我庸弩竭愚诚。
风雨同舟当协力，
敢辞犯难惜微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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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江湖
他的权力欲很淡，
向往着且自逍遥没人管的生涯。
金庸曾说：“我写社评，那是写真，写小说，那是写美，而佛学，是揭示善的。真善美，才是一个完整的精神追求。”
金庸是一个通人，他洞察了人生的千奇百怪，喜怒哀乐。他能够在创作最辉煌的时刻，悄然隐退，宣布不再写武侠。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他又说要从《明报》退休。1991年底，金庸作出了一个惊人决定：出售自己拥有的《明报》部分股权，出让《明报》控制权。
其实，金庸出售《明报》的念头早就有了。1985年，他曾与世界著名的报业大王，澳大利亚人墨多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