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教育的拷问》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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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说：“我之所以能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科学的热爱，坚持长期探索。”
歌德说：“天才所要求的最先知和最后的东西都是对真理的热爱。”
贝佛里说：“最有成就的科学家具有狂热者的热情。”
一个叫布特列洛夫的十九世纪俄国人，他从中学开始对化学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一次他在宿舍里做实验时发生爆炸，于是他被罚站在学校的食堂的一角，脖子上还挂着一块牌子，上面是惩罚者为了嘲讽他而写的三个字：大化学家。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动摇布特列洛夫对化学的热爱和兴趣。20年以后，布特列洛夫最终以具有创造性的有机化学的结构理论，而终于获得了名副其实的“伟大的化学家”的称号。
英国著名的女人类学家古道尔，她从中学起便对研究黑猩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为此，她后来独自一人在热带森林中于大猩猩一起生活了十年。在深入研究了大猩猩的生活行为和习惯后，她写出了《人类的近亲》和《我在黑猩猩中生活》等书，为人类学的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著名动物学家齐伊·亚当森，她为了深入地研究动物，从26岁起就来到了非洲肯尼亚的热带丛林中，而且竟然一呆就是43年。期间，她曾亲自捕获并驯养了一头名叫“爱尔莎”的小狮子。后来他为此还写了一部专著《野生的爱尔莎》。当齐伊·亚当森69岁的时候，他依然在肯尼亚的热带丛林中生活。最后她在一次与动物近距离接触时不幸遇难。
……
所有这些科学家的成就都来自于自身的一种兴趣和热情，以及由这种兴趣所导致的献生精神。世界上没有一项伟大的科学发明和成就是在一种被剥夺兴趣后所完成的。人的巨大潜能只有在自我兴趣的强烈激发下才能被挖掘。艾迪生可以被开除，但你泯灭不了他对发明的兴趣，布特列洛夫可以在脖子上被挂牌取笑，但你扼杀不了他对化学狂热的兴趣。因为真正的成就从来就是来自于创造者本身内在的巨大动力，而不是一种泯灭个性的僵死教育。我始终坚决地认为：世界本身毫无意义，任何外部世界的意义只取决于一个人对它的知觉并认同。我思故我在，世界只不过是“我”眼中的一种存在。任何没有“我”的人，只是一种生命的存在但却不具有“人”的意义。人是什么？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有自我意识。所以人才会在镜子面前打量自己———或是涂脂抹粉或是顾影自怜。但动物就不会，动物一旦站在镜子前要么恐惧要么就向镜子中的“那个”东西发起攻击。所以我说，一个人假如一旦失去了“我”的存在，那么他与动物的差别也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一个被剥夺兴趣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是一个残疾人了。因为任何对人生和世界失去兴趣的人，其存在的意义实际上就是一种苟延残喘。在这样的群体中，你不要指望会有什么创造发明；你也不要指望中国的科学技术会在他们身上有所超越；在这样的群体中，你就把诺贝尔奖视为挂在海王星边上的一块巧克力而永远垂延三尺吧！
据说最近又出现了一种被称之为“周末恐惧症”一族。这种人据说是一到周六周日就恐惧，就无所事事，他们没有任何兴趣，他们不喜欢看电影，不喜欢读书，不喜欢与人聊天，不喜欢逛街，不喜欢交朋友，甚至不喜欢恋爱，总之什么都不喜欢，就习惯每天像机器人一样工作。没有欢乐也没有痛苦没有幸福也没有悲哀，老板一喊。野兔似地就串过去，电话一响，神经质地反复helou，没事手里就拿支笔在一张便笺上画十万个问号，就像十万个为什么。就这样，在一个机器化、标准化的工业社会里，人在变成一台机器的同时又被标准化了：学习被标准化、兴趣被标准化、考大学被标准化、成功被标准化……就是在这样一种被标准化的一系列过程中，恰恰人把自己给标准化成了“非人”！这是整个二十世纪延续至今的人类最大的悲哀。
尼采曾经在他的《偶像的黄昏》一书中这样愤怒地写道：“十七年来，我不疲倦地揭露我们当代的科学追求的非精神影响，科学的巨大范围如今强加于每个人的严酷的奴隶状态……生命是患病了，病于工业和机械主义的破坏人性，病于工人的非个人性……人们现在手里拿着表思想，吃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人们像总怕‘耽误’了什么事的人一样活着”。
其实中国人原本不是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精神事实上是非常从容和谵泊的。佛教进入中国之所以最终变成禅宗，实际上是中国人对现世生活一种非常入道的潇洒。我们的老祖宗能够得心应手地把现实与洒脱玩弄于心灵的平和之中。曾几何时有一位僧人问慧忠国师：“永世不灭的佛法是什么？”，国师面带着一种超然的微笑轻轻说道：“你去把那边的水瓶替我拿来。”于是僧人按照国师的吩咐拿来了水瓶，国师又说：“再搬到原来的地方去吧！”这就是佛法。依我看，中国古代之所以为世人流下了如此灿烂的文化遗产，正是我们那种怡然自得中飘扬的灵性闪动和悠扬。
但是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完全失去了一颗平常之心。我们都被一种无形的、非我的、西方的、物质的以及焦虑的目标搞得神魂颠倒。中国人原本的那种洒脱不见了，我们活在一个别人为我们指定的规则里面，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别人为我们铺就的一条通往心灵死亡的道路。于是在一个没有了“我”的日子里，我们便开始“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
《为什么要比别人过得好》，这是发表在2002年第9期的《商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或许作者是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在他倍受心灵疲惫之后的一种深深的感悟吧：
当中国人把自己的人生目标设定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时候，意味着他们将一直在别人的眼光和尺度中生活，幸福是别人眼里的幸福，痛苦也是别人看来的痛苦。加上过于强烈的自尊，很多人的人生价值顺理成章地简化成一句话：过得比别人好。
过得比别人好，意味着在学校里的学习要比别人优，得到的表扬要比别人多，学校的名气要比别人大，学的专业要比别人好，分的单位要比别人强；过得比别人好，意味着在单位里地位要比别人高，工资要不别人多，人缘要比别人好，提升要比别人快，部门要比别人显要，成绩要比别人突出；过比别人好，意味着房子要比别人宽大，车子要比别人高档，老婆要比别人温柔，儿子要比别人聪明，情人要比别人漂亮……
因为要比别人过得好，所以我们不断地奋斗、努力，但一切总没个尽头，这件事刚过去，下一件事又来了。在没完没了的攀比和较量中，我们渐渐失去了本来可以拥有的闲暇和轻松，心情的玄越绷越紧，于是笑容越来越少，感觉越来越累，最后终于让皱纹过早地爬满了面颊。
也许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我们独自漫步在夕阳下的湖畔，面对粼粼的波光，我们会蓦然发现：人穷其一生追求的不就是这份潮涨潮落后心情的平和于宁静吗？但一番感慨之后，我们还的继续投入到无修无止的追逐和竞争之中。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让我们要“过得比别人好”呢？
“人比人，气死人”，但整个环境如此，你不跟别人比，别人也会跟你比，最后的结果都一样。我们总是习惯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外部力量上，但内心深处又对它极不信任，这就直接导致了我们在行为方式上和价值取向上自相矛盾。这是中国人的宿命，也是中国人的悲哀……
一个人活在别人的标准和眼光之中是一种痛苦，更是一种悲哀。人生本就短暂，真正属于自己的快乐更是不多，为什么不能为了自己而完完全全、真真实实地活一次？为什么不能让自己脱离总是建立在别人基础上的参照系……
当我们把“过得比别人好”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的时候，我们已经陷入了民族集体无意识设下的圈套。它像童话里的红舞鞋，漂亮、妖艳而充满诱惑，一旦穿上，便再也脱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