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教育的拷问》第46章

第二、结构失衡，高层次人才极为紧缺；城乡从业人员文化素质反差强烈。
第三、体系不全，学校教育体系过于封闭；职业培训和终身教育体系不健全。
第四、机制不活。
专家们同时指出了应采取的十项措施，其中包括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全部免费。
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些希望，因为我们认识到了目前中国教育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同时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希望，因为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不仅仅是这些东西。即便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经费大大投入，即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免费走进学校，即便我们通过上学学到了文化知识，但假如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模式依然如故，那么我们最多只是多了一亿会背几首唐诗能读懂报纸的人；我们最多又增加上几千万坐在高考补习班里的考民；我们最多又增添了数量更多的“打牌打到手抽筋”的大四学生以及具备高智商的行为弱智者；我们最多再让清华大学的樊富珉教授来统计一下具有心理障碍的大学生又增加了几倍……仅此而已。到那时，我们的高级人才会依然紧缺，我们的各种大师将仍然稀罕。你信不信？反正我信。因为教育的普及只代表着受教育人数的增加，它并不代表教育质量的提高。这就像生产一百个产品其中只有一个合格的产品和生产一万个产品其中也只有一个合格的产品是一样的，它们的区别无非就是增加了九千多个废品一样。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数量能代表质量，这是两码事。在钱学森、杨振宁及李政道时代，中国没有多少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但我们现在有很人多都上了大学，读了博士，然而又有多少人能够超越他们呢？每年的诺贝尔奖都会把中国人折腾得疯疯癫癫的，谁被提了一次名都会让中国人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然而这时谁也不会去深思一下，一个能得到诺贝尔奖的人，他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成长环境？他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教育环境？他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假如没有这些必须的环境，你就是遥想一万年也只能把不断死亡的脑细胞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学理科的博士生住的一间墙壁发黑的宿舍里，他老是觉得屋里的光线太暗，于是他就一个劲地换灯泡，从15瓦一直换到60瓦，可屋里光线还是很暗。但他不能再换灯泡了，因为再换就要跳匝了。于是无奈的博士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眼睛的度数与国民经济一同快速增长。后来他的宿舍又被安排进来了一位学文科的硕士生，博士告诉硕士，这屋太暗，你还是想办法换一间吧。免得以后把眼睛给搞坏了。只见硕士看了看房间，笑着对博士说，“如果你头发脏了怎么办？”博士觉得这位硕士问的问题有点傻，毕竟只是个硕士嘛，对吧，哪能跟我这个博士比呢。于是博士有点不屑一顾地对硕士说：“那还要问，用水洗洗不就行了。”“假如水本身就很脏，那你的头还能洗干净吗？”硕士接着问博士。博士被问得有点犯晕，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几天后，博士从家中回到宿舍，一进门傻了，但马上又急了，怎么这么亮堂！于是他赶紧问硕士：“你把灯泡换成多少瓦了，一超过60瓦我们这儿就跳匝你知道不？”只见硕士抬了一下眼皮，告诉博士：“我没有把灯泡的瓦数换大，相反我把它换成40瓦了。”博士更傻了：“不可能，换小了怎么可能比原来还有亮，你可别蒙我”！只见硕士有点不耐烦了，一脸藐视地看着博士，说道：“怪不得别人老说你们这些学理科的人脑子就是一根筋，一点想象力都没有，你只知道房间黑就不断地换灯泡，难道你没想过这房子的墙黑成这样，灯泡再亮有什么用？你没看到我把墙刷白了？”只见这位理科博士这时才注意到了原来发黑的墙壁已经在洁白的立邦漆中处处放光彩。博士这次是真的傻了，只见他瞠目结舌，两眼透过厚厚的镜片扫荡着满屋白墙，汗开始渗出他的皮肤形成露珠，他的大脑像似被桑塔纳重重撞了一下，晕得厉害。此刻他想跟硕士说些什么，但他看见硕士正躺在床上看着一本书，书名是《一个智者与一个愚者的对话》……
该反思的是教育本身
别以为这只是一个故事，真的，如今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诸如此类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一说起教育规划，我们规划者的思维就是如何增加教育投入、如何多盖几个学校，如何让更多的人来接受教育等等，这自然没错。但是我们似乎从来都不考虑我们应该制定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模式？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培养一个真正全面发展的人？我们应该如何来教育出一代有良好道德品性的人？固然，灯泡是可以越换越亮，但我们目前似乎还没有足够的资金来保证财政不跳匝，即使能保证不跳匝，那么在一片黑墙之中的光明能保证不让黑暗来吞噬？作为一个社会来说，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人人在道德沦丧的厮杀中如何凭知识技巧去抢得一块面包，还是试图创造一个平和而充满道德美感的社会让人们从容地获取财富？一位北大的中文系硕士生在他的《火与冰》一书中痛心疾首地写到：
北大快没有文科教育了。这似乎是危言耸听。但我以为，文科教育的根本在于“赋予社会和世界以意义、目的和方向”。就这一点来看，北大的文科已然不是“文科”。
斯坦福大学校长理查·莱曼在《美感生活中的人文科学》中指出，人文科学必须直面“做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而且，它只提供一些线索，不可能提供完整的答案。人文科学告诉我们：在一个不合理、绝望、孤独和死亡的现象与诞生、友谊、希望和理性的现象同样明显地并存的世界里，人们是如何力图创造一个有道德、有信仰、有文化的社会的。人文科学还告诉我们，个人和社会应如何解释道德生活，如何设法使这种道德生活成为现实，如何试图使自由与公民的责任协调起来，以及如何得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逃避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需要。这里传授着知识，能够转化为金钱和权力的知识。拥有这样的知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就足够了。
中国的教育，已经到了对教育本身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了！因为当一种教育正在舍本逐末地灭杀人之根本的时候，我们所培养出来的无非就是一些手段更高明的掠夺者而已，因为知识，一旦脱离道德和教养，它无非就是一种技能，它在成就一种辉煌的同时同样可以制造罪恶，难道我们还见得少吗？博士作弊、教授剽窃、专家制毒、拥有高学历的企业家大肆行骗、就连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们都在制定十条《自律准则》来呼吁院士及科学家们要“捍卫科研净土，院士带头自律。模范地恪守法纪和我国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恪守科学道德准则；一切以国家、人民和全人类的利益为归依，做全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在这种时候，假如我们的教育还停留在传授知识这样一个浅层次上，在这种时候，假如我们还始终沦陷在一种对考试状元的顶礼膜拜，那实在是太可悲了！当一个民族都来哄抢一本文凭并视其为成功的时候，我们所丢失的不仅是一个民族勃发的生命力，而且在这样一个被哄抢的过程中，我们还丢失了我们这个民族应有的道德感和教养。因为就是为了这样一本文凭，我们很多人被剥夺了一种自然的成长过程；很多人被剥夺了生命本来应有的灿烂；很多人被一种既定的灌输而失去了自己动如脱兔的思维；很多人是被一种教育模式而雕刻成的一尊塑像；很多人失去了人生最重要的道德培养和良好教养的形成；很多人在得到知识的同时失去了很多人之为本的东西。到网上去看一看吧！有多少学生在哀述自己不幸的经历；有多少学生在叹息生命中无暖的冷酷；有多少学生在网络中发出苦闷的半夜鸡叫；有多少学生控诉着当下的应试教育……
1992年的一天，一个12岁的加拿大小学生在巴西“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作过一次感动了整个世界的演讲。这天，这位叫塞文·苏佐克的女孩面对全世界所有的成年人激动而慷慨地说道：
我们是从加拿大来的一个4人小组，都是12岁到13岁的孩子，我们筹集了路费，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是想告诉你们成年人：必须改变你们的方针和路线。
我们没有什么神秘的使命，只是要为我们的未来抗争。你们应该知道，失去我们的未来，将意味着什么？这绝不同于政治选举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