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个李鸿章》第30章

藤的改革思想与大隈重信发生了很大的矛盾。伊藤博文把制宪过程中的有关情况向明治天皇汇报之后，天皇罢免了大隈重信，公布将召开国会的日期定为明治23年。
第六十章
第九章
羞对后生（2）
在形势的压迫下，伊藤博文清楚地意料到，简单的拿来主义已不能推动日本社会的进一步变革了，必须制定宪法设立议会，从根本上确定日本的国家性质和政权结构，界定天皇、各派之间、基层平民的权力和责任，从而避免各方之间的矛盾，化解尖锐对抗，让各方面在宪法之下形成合力。否则，以这样混乱的局面，政府本身很可能被暴力推翻。
也就是从那天起，伊藤在忙于各种事务的同时，将工作重心转向宪法的制定，全身心地为日本宪法的制定做着预备。伊藤博文为日本制定宪法的过程，是一个苦心孤诣走钢丝的过程。
在得到明治天皇的支持后，伊藤博文独揽了制宪大权，随后，开始了一步步实现其渐进改革的制宪计划。
伊藤博文选择德国作为制定宪法的样板国。1882年，伊藤博文来到了德国，花了一年多时间学习德国的宪法制定经验。伊藤博文先是向宪法权威学者格奈斯学习，格奈斯特派助手毛斯每周为他讲解3次宪法。然后，在维也纳大学，斯坦因教授为他讲解了英、法、德政体的沿革。伊藤博文甚至为宪法问题向德皇威廉一世请教。回到日本之后，伊藤博文建议成立了起草宪法的专门机构，任命同样崇尚德国宪法的井上毅为起草人。这是一个分步骤落实君主权力、限制政党权力的国家体制的设计过程。在宪法实施之前，伊藤先期实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对于宪法的实施进行预热，以适应制定宪法的需要。
确保绝对的皇权是伊藤博文立宪的指导思想。在伊藤博文看来，日本数千年的封建性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可以推翻，历史必须延续，假如强行割裂历史，必定要引起动乱和人心的不安。在这一点上，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的思想如出一辙。伊藤博文感慨日本没有基督教那样的宗教凝聚人心，只有皇室，才能成为社会运转的机轴。为此，在伊藤博文设计的宪法中，天皇的大权是体制的核心。除宪法规定之外，伊藤博文还专门制定了皇位继续、皇族名分和皇室财产的《皇家典范》，皇家事务超然于宪法、国务和议会之上。为制衡由政党组成的众议院，他设计了主要由天皇任命、不经民选的贵族院，权力凌驾于众议院之上。这个7部76条组成的宪法，在第一章的17条中就规定了天皇的绝对权力，确认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并拥有统帅军队以及对外宣战等一切大权。与此同时，在臣民之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中，《宪法》公布日本人民有各种权利和自由。同时在贵族院里强化维护皇权的屏障，发布《华族令》，将维新以来的公卿、大名、神官、在朝的维新的大臣，按照公、侯、伯、子、男分为五等爵位，使他们成为新华族。
从总体上来说，伊藤的做法是相当聪明稳妥的，他是以一种平衡和妥协的方式，从法律上确立那些新兴阶层合法的政治地位，让这个代表着活力的阶层合法化。
1885年，伊藤博文提出官制改革，他提出，应该有一位总理大臣统领所有专任大臣，执掌政务，制衡议会。伊藤博文获得了天皇的认可，出任日本历史上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
1889年2月11日，是明治天皇改国号的第20个纪元节，东京飞降大雪，在大雪中，日本皇宫里举行了隆重的颁布宪法的仪式。这一天，距伊藤博文酝酿制定宪法那一年，已近10年，也就是说，伊藤博文整整用了10年的时间来打造国家的根本大法。伊藤的行为，真是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第一部宪法，它是对各种势力的规范，也是对明治维新的一次总结。由于在此后的诸多事宜中，有一部《宪法》作为准则，日本政治既减少了皇室中个人的“随意性”，也减少了来自民间各种势力的干扰，并且赋予了伊藤放开手脚工作的权力，这也使宪法成为伊藤的“护法大神”。
《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化解了日本尖锐的社会矛盾。自此之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极端西化的做法被慢慢遏制。日本社会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些场景：西服流行的同时，和服被当作最华丽的礼服保留了下来；酒吧多起来了，茶室依然是人们的精神净地；西洋歌剧开始唱响，能剧和歌舞伎仍然余音袅袅；油画开始绚丽夺目时，浮世绘照样受人欢迎，并且很快发展成世界绘画中的一大流派。
第六十一章
第九章
羞对后生（3）
显然，与李鸿章相比，伊藤全力架构的“根本大法”，是他的过人之处。日本社会的平稳过渡，应该归功于伊藤博文这个舵手。从伊藤的理解力和知识结构来看，要比李鸿章高好几个层次。伊藤博文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思想宏伟、视野宽广、性格开放的政治家，他的远见卓识、料事如神都是旧知识系统的李鸿章所远远不及的。伊藤博文不仅对于西方的政治体制的架构和理论有着深入了解，而且，对于本国的国情，也有着深入的思考，并且，在某种方面，懂得妥协，懂得减少改革的成本。伊藤博文长期担任日本总理大臣，正是依靠《宪法》赋予的权力，推动了日本的改革步伐。而李鸿章呢，显然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因为缺乏这样的“根本大法”作为参照，李鸿章的改良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并且，行进的步伐经常会受到一些偶然事件的左右，这使得洋务运动更像是“脚踩西瓜皮”一样，滑到哪里是哪里。当伊藤博文驾驶着日本帝国这艘机帆船乘风破浪之际，可怜的李鸿章正身陷各种各样的矛盾泥淖中不能自拔。
当然，联系到清朝复杂的历史和中国文化的背景，也联系到慈禧和光绪身处的权力现状，这样的感慨必定是一声长叹。在这样的背景中，即使是李鸿章对于“根本大法”有着警醒的意识，在当时那样的情形之下，要做成那样的事，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也难怪李鸿章不具备这样的意识，即使具备，也只有空叹息。
到了1890年左右，明治维新宣告结束。东方的岛国日本，由蚕变蛹，一跃成为一个工业国，但是，与西方工业强国相比，日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何用最快的方式实现赶超，是摆在伊藤博文面前的又一艰巨任务，伊藤博文又在苦苦思考。这时候，伊藤博文需要用新理论来论证和辅佐自己的行动了，很快，日本闻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所提出的号召“脱亚入欧”让伊藤博文茅塞顿开——“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待邻国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伊藤博文公开了这样的思想，这种想法，实际上就是针对当时孱弱的东方巨人中国而言。伊藤博文知道，要快速提升日本的实力，只有趁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得奄奄一息的时候，趁火打劫，与西洋列强共进退，加入到武力掠夺的行列——1890年前，是通过改革来促发展，从1890年以后，伊藤的主要思想变成了通过战争来促发展了。
甲午战争进行过程中，当德国人德璀琳拿着清廷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信函刚踏上日本土地之时，就被日本政府下令“限期离开”。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之时，日本政府当然不愿意跟一个“没有资格代表中国政府的人”谈判的。同样，当清廷又改派的总理衙门大臣兼户部尚书张荫桓以及兵部右侍郎湖南巡抚邵友濂到达日本之后，同样也被日本政府拒绝。也许伊藤考虑的是，他该会会李鸿章了。
1895年李鸿章来到马关求和，正式谈判之前，曾和伊藤博文有一段寒暄，有英文记录。李鸿章说：“中日是最近的邻邦，而且使用同一种文字。怎么成为敌人呢？我们应建立永久的和平与协调，不使我们亚洲的黄种人受到欧洲白种人的侵略。”
伊藤说：“10年前我告诉过你，要改革。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变化或改革？”
李鸿章只能回答说：“我国的事样样都囿于传统，我不能按我希望的事去做，……我希望的过分了，而没有实行的能力，自己深以为耻。”
从谈话来看，李鸿章已没有10年前的倨傲了，此时此地，李鸿章的精、气、神尽失，剩下的，只有无边的悔意和懊恼，然后，仿佛一个小贩一样，不断地讨价还价，甚至连据理力争的资格都没有。在伊藤这样的小字辈面前，已逾古稀的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悲壮而可怜。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最后一次见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