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个李鸿章》第31章

Ｔ谝撂僬庋男∽直裁媲埃延夤畔〉睦詈枵碌乃魉扯闪?br />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这时候李鸿章垂垂欲老，仍坚守在历史舞台，与另一个铁腕人物慈禧一同抱残守缺。伊藤博文此次来华，是康梁向光绪密荐，拟聘请伊藤博文和另一个外国人李提摩太出任洋客卿。这是一个大胆无比的想法。光绪服从了这个意见，想召见一下伊藤博文，初步了解他的思想和建议。伊藤博文来到了北京，李鸿章接见了他。双方推心置腹地谈了一次心。可惜的是，除了议论刚刚平息的戊戌变法以及康梁之外，其他的谈话内容已无人知晓了。想必，暮年的李鸿章肯定会感慨良多，他已知道命运不可违，知道自己的失败已是天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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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惺惺惜惺惺。李鸿章去世之后，伊藤博文对这个老朋友和老对手倒有着高度评价，伊藤博文这样说：“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灵敏的手腕。他的事业布满着开拓者的精神。他建设国家的努力，不但包括军事措施方面，也包括经济政策方面……所有关于李鸿章这个远东大国的没落时期独力支撑富国强兵的理想与实践的研究与评价，也只是开始而已。”
从这一点来看，伊藤博文对李鸿章与他的国家所处的时空状态有着清楚的熟悉。他知道李鸿章的努力，也知道李鸿章的困窘。他明知一个人在一个大国中传统的力量以及面临的阻力，他也知道一个小国所具有的速度优势，知道如何用速度来弥补自己的单薄，也深知自己国家的底气不足……
把伊藤博文与李鸿章放在一起比较，梁启超似乎是第一人。从梁启超的著作来看，梁启超已经清楚地明白中国近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也明白李鸿章失败的原因。1901年12月26日，即李鸿章死后的第40天，梁启超写成《李鸿章传》一书，开始为李鸿章“盖棺论定”。梁启超认为，在早年的“栉风沐雨之阅历”方面，伊藤不如李鸿章；而李在政治识见和政治处境方面，明显地不如伊藤。梁启超还把李鸿章放在近代“国民国家”的政治理性标准下进行评判，指出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指出“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梁启超是说到点子上了，对于李鸿章们来说，既缺乏近代国家思想，更没有近代国民观念，这的确是19世纪中国洋务派官僚的政治通病。在这一点上，梁启超可以说是看得相当准确，他的论断，可以说是触及了问题的本质。
现象总与根本相连。溯本求源，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个人背景、知识结构以及文化背景可以说决定了两人根本的区别。
从本质上说，李鸿章应该是一个传统之“士”。一方面，环绕李鸿章左右的，是中国文化尤其是专制制度形成的阴影；另一方面，李鸿章自身的血液里，也流淌着这样的因子。可以这样说，无论李鸿章走多远，在他的身上，自始至终牢牢套着一根无形的绳索。李鸿章无力，也无法摆脱这样的绳索。
也许对于李鸿章而言，数千年的习惯和传统是他面前厚厚的城墙。传统与习惯的无所不在，使得李鸿章在这场前无古人的变革中陷入重重的漩涡之中。在中国
传统文化看来，所有的学问都应该是关于人伦道德的，这是“本”，是雕龙之术；至于有关自然的知识，那是下里巴人的事情，是“末”，是雕虫小技。况且，清朝选拔官员的考试从来没有这些内容。中国文化从来就相信道德伦理才是千秋万代，至于其他的，则是可有可无。在这样的世界观下，数千年中他们从未对自己的教育和考试制度加以实质性改变。在中华文化当中，非竞争性的“仁”以及“王道”深受推崇。孔子被神化，他与他的门徒们的言论被教授了数千年，成为支撑整个国家运转和生存的唯一的思想基础。这些思想基础包含了中华民族关于道德理想的最高境界，包含了关于人生动机的疏导和关于社会和谐的终极目标。道德说教甚至取代了宗教，成为了“万世师表”的道德准则。
就这样，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因为出发点的不同而分道扬镳。中国文化走上了一条重经验，轻逻辑，贵领悟，轻理性，重视人际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的中庸之路。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这样的体系，虽说是一种“王道”，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在具体方式上，缺乏落实的手段，完全可以说是美好的一厢情愿。比如说，假如没有科学，社会如何能发展？没有深入的数学知识，科学体系又如何能立住脚？只有通过社会的进步，才能实现国力的增强，只有国力增强了，才是“王道”的基础。——这一切，在中国文化中，都没有具体的论述。所有这些相关的理论与联系，中国文化都视而不见，只是含含糊糊地大肆宣扬着使命感，而对于这种使命感的落实和生根，显然缺乏最有效的手段，也缺乏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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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国当时政治精英的构成情况来看，撇开八旗弟子，可以说朝廷所有的汉族官员，都是先通过科举，然后一步步升迁的。因为熟读圣贤书，又写得一手好文章，他们可以说是文豪和诗人。这些文豪和诗人自小耳濡目染的，都是文学、道德说教以及历史。他们所有的学问都关于人伦社会，几乎从不涉及自然、地理等任何一门科学。他们对于自然，对于经济，对于生活本身所需要的技术几乎缺乏了解。在洋人们眼中，中国文化希奇之极，这种文化缺乏足够的实用性，从没有对人们心中所产生的重大问题提出探讨，提出解决的办法，也从不对人类未来将碰到的重大问题进行预示。它们缺乏足够的理性和缜密性，只是一堆“指导”得模棱两可的枯燥说教。在西方人看来，中华文化过于自省，也太过于内向。他们对于社会的约束和管制，竟然通过约束个人行动来达到目的，而不注重公众契约。这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这样的文化极轻易陷入自欺欺人的格局，一方面是无力对外界加以干涉，另外一方面又给自己营造出美妙的虚幻光环，并据此认为达到了人生最高境界。
对于这种文化推崇的道德，西方文化也表现出疑问。在对于这个古老帝国足够了解之后，在洋人眼中，这个名义上非常推崇道德的国家，贯穿始终的却是层出不穷的政权斗争，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政治人物各自心怀鬼胎，阴谋和杀戮贯穿了数千年的历史。尽管不断地改朝换代，但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政治等同于权力，等同于阴谋，等同于杀戮。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非凡的文化背景与历史背景，所以当东西方文化直接撞击之后，大中国的文化一下子变得七零八落了。在此之后，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的人物显得非凡复杂，尤其是这当中的代表人物更是如此。社会解体的迅速，中西文化的强烈撞击，对于西方文化的生吞活剥以及政治斗争的剧烈、新旧观念的交错，使得这段时间人们的思想经常处于动荡、变化和不稳定当中，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将思想细细地梳理，认真地想一想一种主张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他们只是像小贩一样随波逐流地乱叫一气———先进者已接受或迈向乌托邦，落后者仍抱住“子曰诗云”、“正心诚意”不放。同一人物，思想或行为的这一部分已经很开通很进步了，另一方面或另一部分却很保守很落后。而同时，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可能是先进的，世界观却可能是落后的；意识这一块可能是超前的，生活习性这一块却完全跟不上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构成了那一段时间一幅极其错综复杂的风景。
相对于李鸿章，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以及他的理解力要比李鸿章高出一筹。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要比李鸿章开阔和新奇得多。他学过汉语，受过儒学影响；在倒幕运动中又学会了英语，从西方文化当中学到了很多东西。1863至1864年间，伊藤博文曾经留学英国，时间虽然不长，但所见所闻所学，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