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第17章

强调，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他说，应当反对两种错误，一种是不顾目前的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另一种是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他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周恩来还认为，建设中“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必须足够重视。他正确地阐明“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原则，说：“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接着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当时形势发展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非常顺利，周恩来亲自动手编制第二个五军计划，亲自确定控制数字。那是1956年7月，李富春等去国外了，周恩来常找薛暮桥、顾明等到办公室。晚上周思来讲，白天他们几人按照周恩来讲的内容算、改、写，第二天晚上再送到周恩来那里审查修改。这样循环往复，风雨无阻，夜夜如此，紧张地工作了个把月。经过周恩来数斟项酌，定下了初稿，拿给国务院各部门审改，再提到国务院讨论，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最后由毛泽东修改定稿。这就是周恩来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这个报告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其中第一条是：“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提出：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耍裹足不前。要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
历史一再地证明，凡是我们国家在建设中忽略了这个问题的时候，经济工作就会出现大的毛病，最后还要按照周恩来等提出的调整的方法，来加以纠正。
关于要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个问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前夕，1951年8月，周恩来就明确说过：现在“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困难，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一五”时期，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斗争，以及业务实践的锻炼，政治面貌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同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花了很大力量培养了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这时最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却还存在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一些人中存在着“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的思想，有的对知识分子抱有盲目的排斥心理，甚至把他们当作“异己分子”，加以压制打击。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有适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
1955年，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着重讲到：现有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的，在工作上是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取得了很大成绩的。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优点是：由于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他们一直“在寻找着光明的路，一旦获得解放，很快就表现出对新政权的拥护，不少科学家从资本主义国家赶回祖国。这和苏联十月革命后科学家纷纷逃往国外的情形是不能相比的。”
这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央有关方面的同志开会，商议并决定中共中央要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十人小组（成员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安子文、徐冰、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进行筹备。在周恩来指导下，十人小组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等11个专题报告，并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了大会的主报告《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
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要求：应该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随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他在这个会上作结论时说，如果要实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外，还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对于这次会，毛泽东在闭幕时的讲话中说：“这个会议开得很好。”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一个团结统一的局面，大家齐心协力地共同劳力。这是周恩来一直努力以赴的。他说：“从种种方面看起来。我们这样的大国，多一点党派去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有好处。”对于三大改造中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他是把它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结合起来考虑的。在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他认为我们的新任务是团结一切国内外可以团结的力量，运用一切有利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与自然界作长期斗争。
他认为，已有的广泛统一战线是一个极好的组织形式，可以团结各阶层人民来建设国家。他说：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健全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早在1949年11月12日，他在衣工民主党的干部会议上就提出，农工民主党“应和中国共产党共存”。他的想法是，各民主党派在组织上不但要巩固，而且也要发展。“今天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他们也愿意尽一份责任，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进到社会主义去。”“愿意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多了一批帮手，这不是很好嘛！”
这七年中，周恩来不仅重视经济建设、文教建设和统一战线，而且重视社会改造。他在1953年9月说过，“改造当然不限于经济方面，整个社会都在改造，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在改造。整个国家在建设中，在改造中，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这个论断，打破了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一种观点，似乎社会主义仅仅是经济建设问题。后来，1959年他又讲过：“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
周恩来的想法是，社会主义建设是全面的建设，包括人类的三大社会生活领域，即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他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他还说：“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他提出过“改革”的问题，并且认为建设是全面的，改革也是各方面的。他说：“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思想也要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大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爱护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果只强调民主那一面，也会有副作用，只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会带来极端民主化。所以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