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语文教育论文集》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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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出几个扼要的切实的测验题目，一半是考核对于“固有文化”的“了解”与“民族意识”的是否强固（“了解”“固有文化”与“增强民族意识”诚然是整个生活方面的事情，可是就国文言国文，只得教与试者从文字方面表现出来）；一半是考核“读解”与“欣赏”的能力。关于前者，须使与试者表出了解与践履的实况；关于后者，须使与试者表出他平时所用的方法。如果用这样的考试方法，才顾到了国文标准的全部，才可以看出学生够不够得上标准。
语文科选读文学书籍原是所谓“举一隅”，待学生“以三隅反”的，学生若从一两种书的阅读得到了方法，走对了门径，就可以自己去阅读其他的若干种了。因此，对于阅读这两类书的指导与讨论应该偏重在方法方面。文字的形、声、训的研究，古代文语例的剖析，古代环境与思想的观测，文学原理的理解，文学史的认识，文学作品的鉴赏，以及工具书的使用，参考书的搜集，诸如此类的方法，是非指导与讨论不可的。学生必须学得了这些方法，才能够真正“读解”，真正“欣赏”，也必须学得了这些方法，才能够从“读解”“欣赏”“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强其民族意识”。
此外应该选读文章若干篇，选取的目标在训练学生的写作技能。这并不是说阅读古书与文学名著对于写作技能丝毫没有关系，而是说阅读古文与文学名著既然另有目标，所以应该再读文章若干篇，专顾到写作技能。这种文章的选取，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可是尤其要注意它的写作技能，必须它的写作技能足以供现代学生观摩的，是现代学生需要学习的，才值得选取。……国文课程标准里提起叙事、说理、表情、达意四项，又有“自由运用”一语，可以作为依据。那几篇文章的叙说表达的技术近乎理想，可为模范，同时必然是能够“自由运用”语言文字的，就值得选读。依据这个标准，语体文也得选读是不待说的了。语体文与文言文共选多少篇呢？前面已经说过，选读原是“举一隅”，这里“举”的是写作技能的“一隅”，无需乎多，事实上也不能多，假定每星期一篇，有三十篇就够一年读了。这三十篇文章必需使学生读熟，而指导与讨论应该偏重在写作方法方面。“事”要怎样“叙”？“理”要怎样“说”全“情”要怎样‘表”？“意”要怎样“达”？语言文字要怎样“运用”？这些都是写作方法的问题。必须在理智方面明白这些方法，又能在习行方面应用这些方法，这才成为“技能’。
札记：
这篇文字，虽然从题目上看不是写给中学语文教学看的。但它却突出地表现了语文学科的关键之处。重视应用，强调运用，突出技能，培养能力，这是1941年的课程标准。在具体的解说过程中，叶老补充了一个重要的内容——方法。读解的方法，欣赏的方法，从选文中获得阅读的方法，从专门的文章中获得写作方法。这实际上就是在传授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律。
还有一点，在关于考试上，叶老所说“须使与试者表出他平时所用的方法”，这一点在我们的考试中已经无法得见了。不是因为难以出题，而是现在的语文教学中的“方法”已经失传了。
中文系——致教师书之八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新华日报》第四版）
接到您的来信，承您问及关于中文系有什么意见。很觉惭愧，我虽然当过中文系的教员，感到的全属于消极的方面，中文系仿佛不是那么一回事；要我说说积极的方面，该怎么办才象个中文系，至少在此刻还想不大透。不敢辜负您的好意，就把消极方面的向您说说吧。
中文系是个简称，说完全叫做中国文学系。看了名称就知道学习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是咱们中国的文学。但是向来就少有人仔细辫认过，到如今似乎还没有多大改变，把中文系学习研究的对象认作国学国故之类去了。国学，国故，多么庞大而含胡的名称啊忿凡是咱们中国从前的学间，圣经贤传，诸子百家，以至声音训话，阳湖桐城，全都包括在这个名称里面，而中文系的学生就得学习研究那些东西。且不说旁的，单说范围的广泛，已经够教人摇头了。短短的四年工夫，把那些东西搞通当然不可能，就是普遍地去摸一摸门径，又哪里办得到了即使办到了，又何尝就是学习研究了中国文学。
教学那些科目的，各有各的师承，各有各的家法。说到经学，不管他们主张古文还是今文，总之把经学看成一种特别的学问。《三百篇》算是一望而知的文学了，可是他们说《三百篇》是经学，治经学自有治经学的法度。说到考据跟小学，远一点，他们抬出z。｝‘L嘉诸儒来，近一点就抬出章先生黄先生跟王先生。乾嘉诸濡以至章黄王三先生的劳绩，谁也不容菲薄，是当然的，可是他们做考据跟小学的工夫并不就是做中国文学的工夫，这一点却往往忽略了。说到文学批评，他们一致推举《文心雕龙》，带着骄傲的颜色提起这部宝典。除了标明“文学批评”的课程采用它以外，专籍选读也选到它，大一国文也选到它。既然刘彦和的理论无可移易，研读它自然只须做些疏解阐明的工夫罢了。于是写黑板，付油印，《文心雕龙》的笔记割记越来越多，使学生应接不暇。
不知道您有没有与我同样的感想，我觉得在中文系里，教经籍的巴望学生成为经学家，教考据的巴望学生成为考据家，教小学的巴望学生成为小学家，偏偏忘了学生学习研究的对象是中国文学。捧住《文心雕龙》的似乎不忽略中国文学了，可是认《文心雕龙》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未免缺少了开拓新天地的勇气，中国文学这样搞下去，恐怕只有日渐趋向萎缩的路子。我也不敢武断地说，经籍跟考据跟小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学习研究全没有关系，可以不必去搞。我只想说，必须把主从关系先搞清楚。既然中国文学是主，搞这些东西就不必走经学家考据家小学家的路，学生知道了那些东西的最近的比较正确的结论，也就够了。我也不敢武断地说，中文系可以不要《文心雕龙》。我只想说，《文心雕龙》到底是刘彦和那时代的东西，在他以后，咱们中国人又想了许多心思，写了许多文学，所以不宜把《文心雕龙》作为唯一的规范。
再说要搞清楚主从关系，就得把国学国故那些含胡概念完全丢开，中国文学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哪些专书哪些篇章是主要的中国文学，该归必读之列，哪些专书哪些篇章是次要的，该归参看之列，又按照四年的时间分配，宁可精而少，使学生担负得起。这样的定出课程来，或许可以收些实效。若照如今模样，教师的意思是最好《三礼》、《三传》、《尔雅》、《说文》，以至《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九通》、《正续经解》等等，学生都读个遍。学生听见那些书籍的卷数就吓坏了，索性一本也不翻，于是教师叹息道，“你们不爱读书，教我有什么办法呢？”这个话一半是解嘲，一半是卸责，而中文系搞不出个名堂来依然如故。
中国文学，就材料而言，当然指中国以往的文学。所谓以往，有远有近，若说近的，只要在今天以前，都是以往。但是中文系所学习研究的，往往上自皇古，下迄明清，民国以来的东西不谈。有少数中文系开了“新文学研究”的课程，就成为嘲讽的资料，好象文学史到了明清可以永远绝笔了似的。依我想来，退一步说，断到明清也可以，就是专究某一时期也未始不可以，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必须随时警惕。是中国四十年代的人在学习研究中国以往的文学，不是中国以往的人在学习研究中国以往的文学。把这一点记住了，学习研究就不至于取抱残守阔的态度，虽然搞的是以往的文学，也可以发掘出一些新东西来。进一步说，咱们固然要知道以往，但是尤其要开创将来。中国文学以后的路子全靠咱们用自己的脚掌一步步地踏出来。怎么个踏法，须要大家来学习研究。如今大学里多的是文学研究社文艺座谈会，都是学生自动的组织，他们热切地盼望开路有路。开几个正式的课程，满足他们的要求，不正是中文系应尽的责任吗？—在嘲讽“新文学研究”的环境里，我这话当然又是个嘲讽的资料，一笑。
依一般的看法，中文系只读中文好了。读外文不过应个景儿，符合功令。把工夫多花在外文上，实在没有意思。但是另外有人说，你守定中文搞中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