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第127章

在邑城县境内的具体表现形式。私人照相馆就在形式之列。《规定》视“资产阶级法权”为洪水猛兽，号召全县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广泛开展一场以深入揭批“四人帮”为形式，以割除资本主义尾巴为内容的群众运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高音喇叭里不分白天黑夜地响彻着播音员奋发激昂的声音：“我们的国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的原则决定了国家公民必须具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品德。任何私有制形式的存在都是历史的倒退，都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不允许的。列宁同志早就告诫我们：‘小生产者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或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非常可笑的是，这场运动跟以往大多数运动一样，风声大，雨点小。因为县委、县革委不可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他们还有着更比这更严峻、更艰巨的工作任务，比如：农业学大寨。另外，就《规定》本身而言，由于它是领导者在对全县形势缺乏全面估计的基础上草率制定的，因此带有严重的不完善性。如：《规定》指出：“私人经营者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经营所需工具、器具转让给集体单位。”此处的“转让”是有偿转让，还是无偿转让？如果是无偿转让，那么，有些转让者非得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不可；如果是有偿转让，那么作价的原则又该如何掌握？还有，对于那些已经列入“资产阶级法权”行列的经营者，是把他们打翻在地，还是让他们戴罪立功？等等。不久，在实际落实这一重大部署时，县里对原来的思路又做了这样的调整：只要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迷途知返，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我们就欢迎他，对于他从前的过错就不予追究。根据《规定》的精神，鲍福下一步的任务就是把照相机转让给大队。他和桂晴要在大队党支部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全部收入归大队所有，鲍福和桂晴只能根据劳动量获得工分。就当时的情况来讲，一个工值一般在三毛钱左右；而一份一寸照片的价格是三毛八分钱，扣去成本，毛利也在三毛钱左右。如此天壤之别，鲍福岂能心悦诚服？因此，从文件下发的那一刻起，鲍福就慌张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四处奔走，探听各方面的消息，不日便获悉：其他几家民间照相馆基本上是明里归公，实则为私。在此之前，鲍福一直按每天一元钱的数额向生产队里上交“买工费”，　这对于生产队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所以社员们还是比较满意的。鲍福认为，既然自己为生产队里做了贡献，那么此项行为也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了，因此还想沿着这条路子继续走下去，他宁可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增加一点上交额。总之，只要让他跟生产队打交道，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他都乐意。可是大队方面坚决不认账，并声明一定要按照原则办事。鲍福好话说了一大堆，就差跪下给他们磕头了，全无济于事。经验告诉他，这一次是在劫难逃了。他不由得心灰意冷起来。这时，昭懿等人献计说：“你为啥不利用罗部长这座靠山？你要是打着罗部长的旗号到县里跑一趟，还怕他们不给你网开一面？”鲍福摇头道：“哪像你们想的那么简单！常言道：‘远水解不了近渴。’何况我跟罗部长还是八杆子打不着那点儿的小关系。我若狐假虎威地在外面咋呼一阵子，兴许还能蒙住一些人，要跟大队的那帮老小玩儿这个，没戏。他们谁不知道我的底细？再说啦，就算我跟罗部长有八拜之交，也无济于事。你们没看到，紫寅大爷的亲弟弟在外省当的那可是正儿八经的省委副书记，紫寅大爷不是照样在家里挨饿受冻吗？咱芦花村跟别的村不一样，他们只要用不上你，任你是天王老子都不顶用。”鲍福冷静下来的时候，琢磨过这样一个思路：谁也不用管，还像从前一样，该咋干咋干，真正到了有人找上门来的时候，就让母亲和祖母学着机枪的样子大闹一场。反正她们都是烈属，谁也不敢动弹她们一指头。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母亲和祖母。谁知两位老太太一听这话，纷纷摇头叹息：“这事儿我们做不来。”鲍福气急败坏地回到自己屋里，冲着桂晴咆哮道：“我就知道她们办不成事儿。你瞧瞧她们，在家里搞内讧，一个比一个勇敢，一轮到办正经事儿，都傻眼了！这就叫大门里面的英雄。我看她们在这方面就不如机枪。”桂晴揶揄道：“那你为什么不请机枪给她们办办学习班？”鲍福苦笑道：“她们天生就不是吃这碗饭的料！”鲍福又在想，既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为什么不去投靠张老板？这个念头刚刚冒出，鲍福就把它掐断了。因为他得顾及面子。鲍福不得不陷入极度苦闷之中……经过两昼夜的思考，他终于沉静下来。他对几位大队支委做了一下评估：昭珙：无论讲亲族关系，还是个人感情，都不应该跟自己过不去。可是这人一贯看似沉静如水，其实内心沟壑纵横交错，在大的是非面前，只要不牵涉到他个人的切身利益，他是轻易不表态的。冯保才：这人一贯昏头昏脑，好事坏事到很少找着他。另外几位年轻的支委乍一看跟个人似的，其实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只是摆摆样子罢了，他们最终还得看昭珙的脸色行事。剩下的就只有文圭汝了，这老儿从头到脚都流着坏水，他无时无刻不想着挤对我。另外在他的身边还活跃着几个不三不四的家伙，如汪清贤等人。他们一伙人有一个共同特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从我插上照相机的那一天起，他们就染上了红眼病，无时无刻不想制我于死地。眼看天赐良机，他们岂肯善罢甘休？看来他们才是我的真正对手。想到这里，鲍福的心里一下子亮堂的许多。你们不是成心要放我的血吗？那好吧，咱就来个破罐子破摔。我得不到的，你们也休想得到。反正技术掌握在我的手里，你们只能远远地看，离近了就别怪我恶语伤人。咱们走着瞧，谁大谁小还不一定呢。再说文圭汝早把照相馆看成了一块肥肉。他为大队谋划是假，为自己谋划是真。他总共生了四个儿子，出落得一个比一个丑陋。四个儿子，四条光棍儿。除了小四儿，其他三位都是二十郎当岁。最让他头疼的就是老二，这家伙不仅貌丑，还弱智。都二十好几了，脸上还时常挂满鼻涕和口水。人还没到呢，就远远地飘来一股臭味。很少有人愿意跟他接近。文圭汝正愁着没法打发他，忽然看到了鲍福手里的照相机。何不来个浑水摸鱼？让二儿子在照相馆里混上几天，技术学到学不到那都是小事儿，关键是能借此机会混个媳妇。不过文圭汝并非等闲之辈，他决不会一亮相就使出绝招，他深知鲍福非常难对付。他得先让身边的人先试探试探，然后再决定下一步采取何种手段。鲍福认为，既然老子已经归顺，咱们之间就没有上下大小之分了，什么领导呀，被领导呀，老子不管你们那一套，老子就认准一个理儿：外行永远不能领导内行。将来大家相处，平安无事万事皆休，倘若吹毛求疵，吹胡子瞪眼，别怪老子说话噎人。所以他头一天去大队上班，就故意表现得大大咧咧，他不仅不把文圭汝放在眼里，就是见了昭珙，都是爱答理不答理的。好在大家都知道他的脾性：高兴的时候，说什么都行，不高兴的时候，就像老虎的屁股一样……摸不得，大家都处处谦让着他。尽管如此，鲍福还是觉得看见谁都不顺眼。工作刚刚开始，大家就被弄了个大不愉快。原来照相馆归公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涉及到照相材料的问题。鲍福没好声气地告诉他们：“现在相纸和胶片都用完了，咋办？你们总不能让我拿小学生的作业本当相纸用吧？”“去买啊。”不知谁顺口说了一句。“买？说得容易。你知道北京在哪个方向吗？告诉你吧，去北京可不像赶程漳集一样，一支烟卷的工夫就能走个来回趟，那得需要坐火车。你以为火车票就像烟卷那样容易买到吗？那得需要排队，你也别以为排个十天八天的就一定能买到，那还得看你的运气。”大家都不吱声了。鲍福一看大伙儿都变成哑巴了，于是找茬道：“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谁去买相纸啊？是我去啊，还是在座的哪位去啊？”“当然是你去了！”又不知是谁顺口说了一句。“我去？说得轻巧。我去你们能放心吗？”鲍福几乎用鼻子哼道。“那就请你带一位同志一块去。”文圭汝接口道。“说来说去还是怕我捣鬼啊！文副支书，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