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41章


曹聚仁在南社演讲,说到南社和辛亥革命的关系,认为辛亥革命是浪漫气氛很浓的政治运动,南社的诗人是龚自珍气氛的诗人,而林庚白就是活着的龚自珍。柳亚子深以为然。但林庚白极不满意,他说:“我心目中尚且无李杜,更何有龚自珍!”他曾说:“十年前论今人诗,郑孝胥第一,我第二。倘现在来看,那么我第一,杜甫第二,郑孝胥还谈不上。”
抗战中,马寅初常发表激烈演讲,抨击政府的腐败。蒋介石召他去问话,他说:“文职不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该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蒋介石知道后对人说:“我请他来是为了谈经济问题,以后有时间,他随时可以来!”
钱钟书曾在余英时等人面前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余恍然钱钟书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余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辩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钱钟书正在余家作客,这句话余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1941年圣诞节,日本军队袭入香港。经过九死一生的挣扎,梁漱溟终于逃脱虎口。他乘船逆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在安全抵达国统区以后,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这一番话,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的人讥评,而梁漱溟却回答他的朋友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
中共建国后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时,聂绀弩和楼适夷作为香港地区的代表参加。会议结束前,他们接到通知,某首长在北京饭店接见。到了出发时间,聂绀弩仍高卧在床,楼三番五次叫他也无结果,只得动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来,睁开睡眼说:“要去,你就去。”“约定的时间到了。”“我不管那一套,我还得睡呢。”说完,他又钻进被窝大睡去了。楼只得一人去见首长,还得为聂绀弩找一番托词。
“雷震案”之后,在公开场合下,殷海光常常独自不语,见到一些老友时,脸上也显得一片“冷漠”。傅乐成有一次与之谈及“雷震案”,殷海光只说了一句:“怎么得了啊!”这时他的心情,正像当年在西南联大那个寒夜中长吟李白的那首诗一样:“拔剑四顾心茫然”,颇为绝望。后来殷海光生病,傅乐成与杜维运去医院看他,“他只是微笑,不发一言;继而杜维运也上前搭讪,态度仍是一样,弄得我们十分尴尬。”离开医院,傅乐成无奈地对杜维运说:“你看他像不像苏格拉底?”
钱钟书拒绝新闻界采访,他的名言是:“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好吃,这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模样?”他也从不做寿。在他八十岁要过生日时,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士通人,亲朋好友,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学术讨论会,但钱一律坚辞。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钱钟书出名后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是出了名的,对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学会他也一律谢绝挂名。杨绛因翻译《唐·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驻华使馆请她,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原社科院院长马洪去请,她才赖不掉了。钱钟书不无得意地对人说:“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二十七、僻怪
胡适从1942年开始收集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他认为从中可以找到了解国际问题的钥匙。他发现,来自中国的怕老婆故事有几百个,来自美国、英国、北欧的这种故事也有几百个之多,来自日本和德国的却一个都没有。他因此得出结论:“人类中间这一种怕老婆的低级种子,只能在民主国家繁殖,不会产生在极权国家的土壤上。”次年,他收集到不少意大利的怕老婆故事,由此推断意大利在轴心国不会感到愉快,果然,意大利于是年九月向盟军投降了。
丁日昌做江苏巡抚时,曾认真查禁“淫书”,他开出了一长串书目,从《肉蒲团》、《灯草和尚》、《浓情快史》、《绣榻野史》、《五更尼姑》,到《三言》、《二拍》、《西厢记》、《水浒传》、《红楼梦》。他认为《红楼梦》写尽痴男怨女之情,字面上又决不露一个淫字,而令人心往神驰,这就是所谓“大盗不持干戈”。当苏南战争结束后,刘铭传带亲信将领游览无锡的惠山,当时因躲避战争,山上出家当尼姑的特别多,刘因此饱览秀色。丁日昌知道后,一本正经地劝他:“省三,你现在已经贵为提督了,还这么不检点,难道不怕世人耻笑么?”刘铭传反唇相讥:“丁雨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正经了,想当年你刚到我们军营的时候,到处收罗西洋春宫画册,送给我部下的将校,让大家帮你说好话,保你往上爬,你现在倒忘了。”
林琴南古文情调的译述倾倒过一代人,本人却有怪脾气,他曾九谒崇陵(德宗陵),自称“清室遗民”,而又是赞成共和制度的一人。民国初立,他毅然剪去辫发以为诸老倡。民国六年张勋复辟,他劝告同乡人陈宝琛、郑孝胥,说是此举不仅足以危害国家,且足以危害清室。对自己矛盾的行为,他解释说:“我中过举人,已受前清功名,所以自觉是一个遗民了,我承认我的思想太落伍,但做人的方法不可不如此。”
杨士骧升任直隶总督时,进京陛见。次日便微服到前门外煤市街一家羊肉馆大快朵颐。时当暑日,他光着上身,盘辫于顶,像个寻常百姓那样,食羊肉二簋、锅帖三十枚而出。刚出门口,正看到李经楚驱车经过,李十分惊讶地问杨何以如此?杨士骧说:“当年曾与于晦若来此处消夜,记忆深刻,昨天得知此馆尚存,所以乘兴而来,饱啖而出,不亦快乎!京师羊肉馆虽多,但那些岑楼巍巍、金额煌煌者,不过徒有其表。此处虽止小屋一间,狭隘不洁,而其制作之佳,殆无其匹。君若不信,何不试之?”经楚面有难色。杨士骧说:“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兴之所至,何事不可为,进羊肉馆岂足为辱耶?”两人于是携手入内,复大嚼一番后,共载一车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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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吾于蜀地大讲其厚黑学,言其共分三步功夫,一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超初的脸皮,好像一张纸,由分而寸,由尺而丈,和厚如城墙了。最初心的颜色,作乳白状,由乳色而炭色,而青蓝色,再进而就黑如煤炭了。……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深于厚黑的人,任你如何攻打,他一点不动。……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至厚至黑,天上后世,皆以为不厚不黑,这个境界,很不容易达到,只好在古之大圣大贤中去寻求。
章太炎曾撰文痛贬西方人所用之铅笔、钢笔,并考证出中国古代已知使用铅笔,只是后来才衍化为毛笔。他说:“展转蜕变,毫之制造愈良而铅铁遂废不用,欧洲则讫今未改,以笔言之,亦见汉土所用为已进化,而欧洲所用为未进化者也。”
章太炎曾怀疑孙中山被日本人收买,便将《民报》社悬挂的孙中山照片撕了下来,写道:“卖《民报》之孙文应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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