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47章

毛泽东的自我评价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1952年8月，湖南大学评定教师的薪水等级，最高为六级，杨树达当然是其中之一，群众无意见，或以为杨老先生还应再高一级才好，但杨本人却觉得不必再高了。当听说谭丕模和杨荣国两人也是六级时，杨树达大为不满：“谭丕模连《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都看不通，亦评为六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凭心而论，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模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
造反派要批斗陈寅恪，时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刘节是陈的弟子，他奋然愿替陈上台挨斗，并说：“这是我的光荣！”
1954年，由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引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陈寅恪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看他的文章时，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做了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1957年8月1日《自由中国》中发表殷海光的社论《反攻大陆问题》。文中说：“一个‘国家’的一切作为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这是太不稳健了。一群人在这样渺茫的假想之上活动，哪里会‘生死以亡’，全力以赴？”殷在当时国民党的高压、恐怖的环境中，竟然敢向所谓的“基本国策”挑战，真是很不简单！
1967年，在京西宾馆的军委扩大会议中，面对江青的嚣张跋扈，叶剑英怒不可遏，猛拍桌子，竟然震断自己的掌骨。此人一向儒雅自持，江青亦为之惊愕不已。
汪曾祺说：“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起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
“文革”中，洪辛几遭没顶之灾，他被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于是来了个“你说什么我就承认什么”，甚至加上荒唐的编造，叫做“双料特务”，这些自然以后都澄清了，他什么也不是。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不善言辞的老实人说：“反正迟早要推翻的。”
费孝通在回忆“文革”经历时说：“我们都是战斗剧中的演员，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会演，但也是在扮演角色。有时我也扮演批判别人的坏角色，谴责和写大字报反对别人！我们不得不演……我变成了旁观者，那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观察别人的过程中，也有机会观察自己。我想，经过那些年我的确懂得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一些。”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以后，“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大标语贴满了外交部大院。在外交部的“内部运动”中，乔冠华被造反派批斗多次。有一个时期，他还被迫在北京饭店一侧的王府井街头叫卖小报，形销骨立。乔冠华被揪走以后，有一天他偷偷打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我写东西怎么办？”龚澎坚定地说：“不要写任何东西，你要是写了，就不要进家门。”
1967年元月，《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的长篇大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胡风在四川服刑，有人让他揭露周扬，为胡拒绝。胡风对自己的论敌周扬如此被打倒很是感慨，他向梅志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这哪里是讲文艺思想，简直是胡说八道！想不到姚蓬子的儿子居然评起周扬来了！”
1973年10月，掀起“批林批孔”活动，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人们逼着梁漱溟对批林批孔表态。于是81岁高龄的梁漱溟就像当年在北京大学讲坛上授课那样侃侃而谈。他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上的成就，并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所以，“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他的这番话，完全是跟中央“文革”唱反调的。消息传开，轰动了北京城。于是，全国政协的“批林批孔”发展成了“批梁”。从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会开了100多次。他每会必到，认真倾听。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处之泰然，会议的间隙他居然还打太极拳。到了9月底，政协开了一次总结性的批梁大会。主持人再三要求他谈谈对批判会的感想，他只说了一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让主持人目瞪口呆。
巴金在晚年曾提倡讲真话，引来文坛内外一片喝彩。箫乾尽管很尊敬巴金，但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附和这位文坛领袖，而是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
章乃器在大鸣大放运动中说：据我向医院接触，有两种人特别多，一是神经衰弱，二是血压高。我想在运动中，斗人者难免得这种病，被斗者更难免。所以我讲，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阶级特性也可以说已经基本消灭，大家是一致在向人类的共性过渡。不要没有人情味。人，不论党与非党、公方与私方，互信。……我想，在自己的思想未通之前，应该心安理得，轻松愉快地考虑。因为问心无愧，何必惊惶？希望在整风中，批评者、被批评者都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
李敖喜欢海明威，海明威讲过人可以被打败但却不可以被打垮的话，这一点，李敖做到了。他曾经嘲笑过大陆的“伤痕文学”是“哭哭啼啼没有出息”。他有权讲这个话，他在黑狱里受了10年折磨，出来后春风不改，笑容依旧，稍事片刻的休整，就拍马挺枪再次上阵搏杀，而且越战越勇。　
三十、风骨
1938年3月21日，萧军只身一人，身背褡裢，手拄木棍，渡过黄河，从山西吉县步行20多天，来到延安。此行延安只是路过，他原计划到五台山抗日前线打游击，但战事相阻，路途不通，才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毛泽东从丁玲那里知道消息后，很想会会这位鲁迅弟子，特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前往问候。和培元提出安排时间让他见见毛主席，萧军竟然客气地回绝了：“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
袁世凯死后，被他囚禁多时的章太炎重获自由。章太炎却突然失去了对袁的憎恨，逢人便说袁的好处：“袁世凯也是个可人呢！当年我手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时，他居然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现在的人，听见别人背后说他，便把人家恨得要死，谁还敢当面说他，更何况当面骂他了。”
胡适在写给周氏兄弟和陈源的劝架信中说：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他们朝向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鲁迅在论及知识分子说：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以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
鲁迅敏感，绝不妥协。在他去世前两三年，他跟朋友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声对朋友说：“遗憾的是，我已年过50。”
鲁迅曾说，正义都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正义和我们有什么相干？而这么说说，也会有人怒目而视，因为群众是他们的，同志也是他们的，我又有什么们？好，就说是和我不相干吧，于是我成了个人主义者。
1986年，晚年的王瑶如此认识鲁迅：“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
成舍我说：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用行动来证明自己配得上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