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50章

三十二、书呆
赵元任给友人信中写道：“要是你收不到这封信，请你赶快通知我，我好告诉你是什么时候付邮的。”
周善培说，任公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因此，如胡适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极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周劝他：“论你的年辈，你的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这种求足的方式，天下学术无穷，你已年近60，哪一天才能达到你足的愿望呢？”梁启超当时也一再点头，而始终控制不住一个“名”字，因此就造成一个无所不通的杂家。
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启超多变，有人说：康有为太有成见，梁启超太无成见。1900年他背离康有为的保皇立场，大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新说，愿同孙中山合作；1902年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表示“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作《新民说》，甚至提倡革命排满，后又“悔过自新”重提君宪。民国后他曾与袁世凯等北洋军阀同流共事，袁氏称帝，他又愤起讨袁。他几次宣布脱离政治又一再热衷于仕途，像个纵横之士，奔走以售其才识，却终难有所作为。梁评价自己说：“……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弱点然矣。”
胡适写辜鸿铭的文章有误，辜要求胡适在报上正式道歉，否则向法院起诉。大半年后，胡适见到辜，问“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辜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的；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
胡适在和周作人在关于改造社会与人孰先孰后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地说：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的下手方法在于改良那些造成社会的种种势力——制度、习惯、思想等等，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
胡适提出“好政府主义”前夕，梁启超、林长民等人向他建议，要拉王宠惠。罗文干、蔡元培等人加入研究系。胡适和蔡元培却决心与研究系保持距离，于是将梁、林等人晾在一旁，自己发表了一个《我们的政治主张》。梁启超大怒道：“有什么了不起，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发表宣言。”林长民则说：“胡适我们不怪他，他是处女，不愿意跟我们做过妓女的人来往。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呢？”
潘光旦年轻时因练习跳高摔断一条腿，被迫截肢，大半生与拐杖为伴，但他并不因此变得乖僻避讳。有一次，他谈到孔子，说：“对于孔老夫子，鄙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哦，对不起，应该是四体投地！”
1919年初，王光祈怀疑英美的资本主义制度“究竟与大多数人的幸福有无关系？”他对朋友说，这些国家“造成一种世界无敌的财阀，一般平民生活于这种财阀之下，与我们生活于军阀之下同是一样痛苦”。他理想的社会，“是宜在个人自由主义之下，为一种互助的、自由的、快乐的结合”。
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虽然辞去了几十个兼职，然而请他题字、作序、写文章、谋职位的人仍是络绎不绝，他不胜其烦，遂在报上登出“三不启事”：一不兼职，二不写稿，三不介绍职业。【wＷw。ＷＲsＨu。cＯm】
陈独秀晚年撰《小学识字教本》，交国力编译馆印行。当时陈立夫负责审查，见此说：“内容无大碍，只是容易和小学校混淆。”陈独秀说：“陈立夫无知，小学者声音训诂、说文考据之学也，古来有之，岂可更改！”于是不得印行。
陈独秀出狱后，林伯渠为他向延安求情，延安方面回复道：“他要想回党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是放弃托派立场，公开承认错误；二是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是必须在实际行动中表达诚意。”陈独秀本来就没有回党工作的打算，闻此哂笑道：“书面检讨，恕难从命。”
吴稚晖与陈独秀争论。吴：“我是不讳言无政府是要三千年才成的，列宁主义，越飞说的两百年恐还不够。”陈：“你疯了？无政府和共产可以很快的！”吴：“这无非假的罢了。”陈：“那我请问你，现在我们中国共和是假的，那么是康有为的复辟好，还是假的共和好？”吴：“那么即日挂了共产招牌，行的却连三民主义都不如，突然把许多老朋友丢了，于心何忍呢？”陈：“现在哪里行共产？行共产不是疯子吗？”吴：“那么据你判断，列宁的共产，要有多久能行于中国呢？”陈：“二十年足矣！”吴：“那么岂不是国民党的寿限，止有十九年，便要借尸还魂了呢？”
1927年，梁实秋在上海主编《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时，看到一家小报逐日连载《乡下人到上海》，对外地人极尽挖苦之能事，梁便化名写了《上海人到纽约》，以彼之道反制彼身，每日在《青光》上连载，直至《乡下人到上海》偃旗息鼓为止。
1929年，训政时期，党国治下，胡适写了《人权与约法》等文，鼓吹思想言论自由，于是上海市第三区党部发难，接着好几个省市的党部亦呈请“严予惩办”，最后在政府的训令下，由教育部长蒋梦麟签署了第1282号“训令”，撤免胡适中国公学校长之职，理由是胡适近来言论不合“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等。胡适读了“部令”，便给蒋写了一封回信，称“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会‘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
潘光旦从清华毕业后，以官费留学美国，攻读优生学，后来衍至家族、家庭、两性研究，尤善治年谱。有一段时间他整日埋头于某姓的家谱上，有客来访，辄以家谱为话题。有人便送了他一幅对联：“寻自身快乐，光他人门楣。”
延安整风期间，何其芳和刘白羽由延安到达重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风约集了一批比较进步的作家，请他俩做报告。何报告了延安思想改造运动，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何给大家印象不好，其口气让人感到他只是标榜自己已经改造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就跑来改造我们！冯雪峰就骂：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
胡风在秦城监狱被关押在单身牢房。有一次，管教丢给他一个麦草编的帽圈和一捆麦杆，说“老吃饭不干活，太不像话了，学着编麦辫儿吧！”胡风不客气地说：“不是我不干活，是你们剥夺了我的劳动权。我的劳动不是编麦辫，是用笔写作，你晓得吗？”他把麦杆放一边，动也不动一下，后来管教只好取走了事。
抗战前，七君子被捕，在法庭上，审判长问王造时：“被告王造时，你们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是不是要推翻现政府呢？”王是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博士，答说：“审判长先生，你把政府跟‘政权’混为一谈了！政府，乃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政权，则是指国家权力，亦即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权力，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保证其实现……审判长先生，你所问的政权推翻某政府，这样的问题就是逻辑混乱，概念错误！”
杨杏佛在吴淞大学演说，讲题为“三士的人生观”。他解释“三士”为：“第一，年轻的时代，血气方刚，做志士。第二，中年人，大约从二十岁到四十岁，喜欢做名士。第三，四十岁以后的人，血气衰了下去，就做居士。”
1943年，胡适评价冯友兰：“冯友兰虽曾出国门，然实无所见。……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1947年，冯友兰过访纽约，听说杨绍震夫人许亚芬的硕士论文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不禁喜形于色，期期艾艾地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好，因为过……过了1927年，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1950年，胡适看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版，不屑地说：“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955年，胡适又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