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的乌鸦》第22章

音乐会和讲座的海报，门后面是狭窄的楼梯，在底部分岔，右边平台通往仓库，左边通往一扇没有标记的门，安装着和这家书店不太相称的生物识别电子锁，先在这里扫描虹膜和指纹，到电梯里再输入一个8位密码，这个棺材大小的铁箱才会运转，把访客送下“矿井”。
就如它的代号所暗示的那样，“矿井”是个乏善可陈的密闭空间，墙壁没有处理过，都是光秃秃的水泥，通风系统一刻不停地发出噪音。裸露的承重钢柱被用作公告板，粘满了花花绿绿的便利贴。东侧墙边的工作台属于他们的数据矿工，两年前结束在“农场”（*01）的训练之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只有莱昂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其他人都简单地称呼他“伯尼”，伯尼面前有六七个屏幕，调到不同的新闻台，此刻都在播送一模一样的内容：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
“水温怎么样？”
“像熔岩一样烫，酋长。”伯尼摘下耳机，把它挂在脖子上，“恐怕我们彻底和蔡斯失联了，我在监控入院记录，但目前留医的二十三个伤者里还没有符合描述的。他最后的已知坐标在爆炸现场。”
莱昂交抱起手臂，看着屏幕上从不同角度拍摄的航站楼，莫娜站在他身后，像个影子，“没有监控录像？”
伯尼摇摇头，“暂时拿不到，至少没办法在俄国人不察觉的情况下这么做。”
左上方的屏幕在重播爆炸过后的狼藉，那种晃动不停的手机录像，灯光昏暗，瓦砾里的血迹看起来是黑色的。莱昂注视着荧屏，看不出有什么表情。伯尼推了推眼镜，等待着。
“召回‘海钓’项目的人。”
莫娜和伯尼互相看了对方一眼，前者首先开口，“全部吗，先生？”
“全部，外勤，分析员，工程师，所有人。”
伯尼踢了一下桌子，滑到工作台另一端，转椅的轮子在水泥地上喀啦作响，他戴上耳机，重新开始敲键盘。莱昂走进他的私人办公室，锁上门，放下百叶窗，拿起电话。这间隔音室是“矿井”的心脏，三个文件柜里塞满了“海钓”项目的档案，莱昂坚持这么做，拒绝电子化这些资料，不管在项目委员会里受到怎样的嘲弄也不为所动。墙上挂着一张镶在木框里的苏联征兵海报，那是他九十年代中离开捷克时使馆雇员们送给他的，乱糟糟地签着十二三个名字，附带简短的祝福语；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现在变成了时代遗物。拨号音响起的时候他就盯着这张海报，思忖着自己上一次和俄罗斯外交人员接触是什么时候。
轻微的咔嗒声，电话接通。莱昂揉了揉鼻梁，收回目光，看着自己的手背。“大使阁下！”他用俄语说，换上了一种连他自己也十分厌恶的欢快口吻，“这是克里斯滕，我能占用你几分钟吗？”
——
蔡斯缓慢地恢复知觉。
警笛持续不断地鸣叫，有人在哭喊着什么，也许是一个名字。无线电对讲机发出沙沙的杂音，空气闻起来像烟尘和燃烧的塑料。他只剩下两个感觉，冷和疼痛，光线在他眼前跳动，混成模糊的一团。脚步声，碎玻璃被踩得喀喀作响，一双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检查了他的脉搏，笔形电筒照进他的眼睛里，左边，右边，除了眩目的白光，他什么也看不见。
蔡斯试图爬起来，但没有一块肌肉愿意响应。两双手把他抬上了担架，接下来的一段路漆黑而漫长，他只记得雪粒落在脸上，冷风刮来柴油和松树的气味，自始至终没有人交谈，好像他们都约好了绝不在他面前说话似的。担架震动了一下，他被抬上一辆车，也许是救护车，也许是漆成白色以便掩人耳目的厢式货车，联邦安全局和中情局一样喜欢用这种车进行绑架；这时候他才第一次听见这些人开口说话，用的是俄语，他不会俄语。氧气面罩盖到他脸上，蔡斯挣扎起来，在车里引起了一阵慌乱，好几双手按住他，针头刺进他的手臂里。
蔡斯在车厢门关上之前就失去了意识。
——
莱昂打开门。
他的两个下属停止交谈，转过头来看着他，伯尼神经质地推了推事实上并没有下滑的眼镜，莫娜在军队里养成的习惯又出现了，挺直背，双手放到腰后。两人背后那一排屏幕不再显示新闻，换成了地图和时钟。
“和东欧站保持联系，确保我们的人安全回来。”他对伯尼说，然后转向莫娜，“留在这里，等我的指令，也许你需要到兰利去一趟，也许不需要，让我们祈祷不需要。”
“你呢，先生？”
“我会坐最早出发的一班飞机去莫斯科，去兑现一个人情。”
第2章　
蔡斯再次醒来的时候一度以为自己还在旅馆里。
旅馆是后勤组选定的安全屋，一个低调的小地方，藏在莫斯科市区灰暗的巷子里，不算糟糕，也说不上非常舒适。“浮标”一个星期前给他打了一个不安的电话，声称“地下室里的白蚁已经失控”，这是事先约好的暗号，意思是他认为自己有生命危险。这位代号“浮标”的巴沙姆·本·卡拉德·奥马尔医生是中情局在阿拉伯半岛的重要线人，他经营的医疗仪器公司与散落在叙利亚、也门、约旦和阿富汗的军阀有牵连，他多次被指控洗钱，最后都不了了之。中情局像只疑心重重的母狼一样保护着他，不仅防备着沙特阿拉伯，也防备着北约盟友，因为整个“海钓”项目几乎都建立在“浮标”提供的情报上。接到电话之后半小时，蔡斯开着一辆除虫公司的小货车把医生从家里接走，藏到旅馆里。等后勤组亮起绿灯，他们会马上出发去阿姆斯特丹，再从那里飞往纽约。医生和他九岁的女儿会得到新身份，去一个安静的偏远角落重新开始。
至少计划是这样的。
他目前所在的房间只亮着一盏暗淡的吊灯，灯泡沾满污渍，因此光线里混着奇形怪状的阴影。他的左手被铐在床架上，已经麻木了。他拽了拽手铐，金属和金属互相碰撞，当哐作响。他的头痛得像是要裂成参差不齐的两半，蔡斯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后脑，触到了厚厚的绷带。外套搭在床头柜上，沾满灰尘和血迹，蔡斯迅速把口袋搜索了一遍，护照和车钥匙都不见了。
墙上的摄像头盯着他，像只不怀好意的独眼，一眨不眨。
锁咔嗒一响，门打开了，走廊的光线像刀一样切开了房间里的昏暗。进来的两个人穿着一模一样的黑色西服，像是要参加葬礼。稍矮一些的那个径直走到床边，打开了手铐，用俄语说了一句什么，指着门。
蔡斯没有抗议，顺从地走出门外。这两个人看起来没有带武器，但他不能确定。走廊被日光灯照得惨白，没有窗，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排气扇嗡嗡作响。押送者一左一右走在他旁边，紧抓着他的手臂，几乎拖着他往前走。走廊尽头是一扇打开的门，他们把蔡斯推进去，按在一张冷冰冰的铁椅上，锁上门。
审讯室里安装着单向玻璃，旁边有另一扇更小一些的门。玻璃漆黑而平滑，蔡斯打量着自己在上面的映像，为了清理创口，他的头发被剃掉了一大块，看起来很可笑。就在他抬手去碰眼眶下方的伤口时，那扇小门打开了，审讯官走了进来，有那么几秒钟蔡斯以为这还是刚才把他押进来的那两个人，因为他们穿着一模一样的黑色西服外套。他们在桌子对面落座，左手边那个人冲蔡斯笑了笑，仿佛他是个殷勤的保险经纪，而蔡斯是个倒霉的顾客。
“我们想问几个小问题。”保险经纪说，并没有自我介绍，他的口音并不明显，像柏油路面上的小小起伏，他把一个透明证物袋推到蔡斯面前，里面是他的护照、钱包和车钥匙，“旁边这位是我的记录员，不说话，只做笔记，你介意吗，米勒先生？”
这是他目前在用的工作名，詹姆斯·米勒，护照上也是同样的名字，也许他们确实不知道他的身份，也许只是在演戏，等他露出破绽。蔡斯决定冒险，“你们是谁？”
对方审视着他，交握起双手，“‘有关当局’，米勒先生。”
“这他妈是怎么回事？”
“只是问几个问题，你为什么来莫斯科？”
“度假，别指望我会来第二次。”
“你和巴沙姆·本·卡拉德·奥马尔医生的关系是什么？”
“那是个名字吗？”
记录员飞快地写着什么。
“请回答问题，米勒先生。”
“从没听说过这人。”
“你今晚为什么去机场？”
蔡斯开始扮演愤怒的游客，拒绝被审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