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大明》第38章

罗显在这一次的诉状里声称：池州府审判不公，杨推官贪赃枉法，法椿毁坏祖坟，请求秉公处理。
詹宽一看，哦，这案子涉官了。
之前说过，按照大明律，如果一桩涉官案件提告到巡按这里，案件要转到被涉官员的上级机构。告县官，则转府处理；告府官，则转布政使司处理；告布政使官员，则转按察使司处理。只有告按察使司的官员时，转无可转，巡按才能亲自审问。
池州府也隶属南直隶，南直隶不设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府级再往上的地方司法机构，只有应天巡按御史。因此这次罗显的案子，詹巡按可以亲自过问。
詹宽也不客气，先提拿了太平县的赵典史过来，问他嘉靖九年六月去杨干院筑坟的事。赵典史不知是被吓的，还是得了什么暗示，说话支支吾吾，说当时罗显自己找了一百多人去筑坟，本人只是旁边监督，罗显曾经说在地下发现砖墎什么的，本人只是听说，并未亲见云云。
詹宽又潦草地审问了几句，直接判了案。不过这次判决的结果，无论罗显还是法椿，谁也没预料到。
判词如下：
“夫崇正辟邪，为政首务。欺公蔑法，难长刁风。切照罗显祖坟，就依其宗谱等书所载，果在寺后，不应今在寺中。今果在于寺中，则修造梵宫时，助缘题名于梁楣者，罗氏如许多人，又不应忍弃其祖，与僧直据其后耳。实为取非其有，又何怪乎排年扶僧竞为立一赤帜耶？合平其土。”
詹宽一上来，就否定了祖坟的合法性。即便如罗显主张的那样，祖坟在先，佛寺在后，如今也该拆掉。杨干院现在是公众寺庙，捐款的外来居士很多。你们把祖坟留在庙里，别人天天上香，是供奉你家祖先还是供奉佛祖？
然后詹宽笔锋一转，连罗秋隐都骂上了：
“秋隐，唐时一民庶耳，不知有何功德在人耳目，专祠独祀于百世之下，实为僭越，法当立毁。再照杨干院创虽非今，然而妄塑佛像，迹类淫祠，又系今时例禁，尤当一切毁去。”
等一等，你骂罗秋隐也就算了，怎么连杨干院也要毁掉？你到底哪边的？别着急，咱们再往下看看詹宽给的解决方案：
“将中堂改祀宋丞相程公元凤，为旧有神主页。配以罗鼐、迪威、贤孙，为碑载檀越也。左右两堂，遍祀劝缘，助缘人氏，为示此寺决非一家可得而据也。观音堂改与僧家，祀其香火，各仍其旧，为寺有僧田，尚供税赋也。候本院另行平毁改立，庶可以斥二家似是之非，亦无负前人崇正辟邪之意矣。”
没想到，没想到詹宽的判决竟然是这么一个离奇的结果。
罗氏祖坟要推平，佛殿也不能幸免。原有殿屋一半改祭程元凤等先贤，一半留给杨干院。
这有点莫名其妙了。程元凤是罗鼐的岳父，在建立杨干院的过程中出了大力气，但也不至于把罗家祖宗搬走，祭一个外人吧？
詹宽这么判决，也是有原因的。在大明朝，你家的祖先，可不是随便就能立祠堂祭祀的。《大明集礼》有明文规定：“庶人无祠堂，惟以二代神主置于居室之中间，或以他室奉之。”也就是说，你的先祖甭管哪一朝的，没有官身的话，他没资格享受立祠祭祀的待遇，子孙只能把牌位摆自己家里拜拜。
试想，如果无论什么人的祖先，都可以立祠祭祀，岂不是大明满地都是祠堂？
罗秋隐在唐代是庶民，所以詹宽认为杨干院里的罗秋隐坟和墓祠，算是淫祠，理应禁绝。相比之下，为罗家写碑文的程元凤，是大宋堂堂右丞相，詹宽觉得与其祭罗，还不如祭程呢。
詹宽比杨推官高明之处在于，他不纠结于那些细枝末节的推理，直指礼法核心，拿意识形态泰山压顶，让人辩无可辩，驳亦不敢驳。要知道，大明以礼立国，凡事一上升到道德层面，就没道理好讲了。
当然，詹巡按对杨干院也没什么好脸色。早在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就下过一道《归并令》，要求天下寺院要进行归并，三十人以上才能成寺，而且还得是归并到明前的老寺，新建的庵堂寺院要一概革去。
虽然杨干院属于老寺，但佛殿里的佛像却是新修的，也算“迹类淫祠”。詹宽援引《归并令》，要求他们必须限期整改，交出一半寺产。
法椿没想到，眼看见到成功的曙光，却惹出这么一位一身正气、两不偏帮的大神。判词里有一句“为示此寺决非一家可得而据也”，正是法椿梦寐以求的结果，可以彻底把罗氏一族赶出杨干院——只是代价实在太大，半座寺庙没了。
除了祖坟之事，还有九位排年涉及贿赂之事等着处理。
詹宽也懒得仔细分辨，给罗显、法椿以及九个排年统统判了杖、徒之刑。好在这些刑罚很快得到了赦免，因为正赶上八月份嘉靖皇帝生了个儿子，起名为朱载基，大赦天下——他们的运气是真不错，赶上了好时候，若是晚两个月判，结果恐怕会大不相同，因为朱载基出生不到两个月就夭折了。
至于是谁贿赂九位排年的，到底也没查清楚，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嘉靖十二年十二月，应天巡按察院行了一道公文给徽州府，责成他们按照判决书，尽快去杨干院平坟拆寺。徽州府收到一看，这道公文上还有巡抚都御史陈轼批示的“照巡按衙门批详施行”，立刻明白，两院已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
其实陈轼在徽州同知李邦审结之后，也批示过同意。现在他再同意詹宽的判决，有点打自己的脸。可陈轼也没办法，巡按虽然比巡抚品级低，可毕竟不在一条行政线上，真要在司法领域顶起牛来，巡抚也得让巡按三分。
有了两院督促，徽州府不敢怠慢，派了一个姓张的通判在杨干院压阵，把罗秋隐的坟墓第二次铲平。然后，他们将佛殿拆毁，只留下观音堂供僧人们礼佛。
法椿和罗显看着这一切，百感交集。两人从嘉靖七年斗到嘉靖十二年，却是这么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面对这一结局，法椿大概是放弃了，而罗显却在一年之后，重新振作起来。
因为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小真相。
在郑来保被殴死的那一夜，杨干寺的和尚坚称有佛圆、能霓两个僧人被罗家殴死，但一直不见尸首；后来休宁、黟县两县断案时，认定两人病故；再后来池州府断案，法椿又拿这两个和尚说事，指控是罗禄所杀，后被詹巡按证实子虚乌有。
那么这两个人到底去哪儿了呢？罗显自己也做了一番调查，调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还记得法椿的来历吗？他本是休宁县的绝户长子，逃户至杨干院被佛海收留，偷偷入了僧籍。休宁县曾经找上门来，要他回去落户，不知为何没有追究到底。
罗显找到的真相是：佛圆、能霓多年前就死了，杨干院却一直在虚造僧籍，让他们活在册籍里。休宁县给杨干院发来文书，要求法椿还俗回去落户，法椿或佛海便买通了休宁县的一位里老郑彦儒，把佛圆、能霓其中一人的僧籍销掉，伪托还俗，虚落在郑彦儒的里册中。一人逃出，一人回籍，账面上做平，足可以给休宁县一个交代。
经过这么一番运作，死和尚进了活人籍，法椿便把身份洗脱出来。
这次与罗氏对决，法椿故技重施，让佛圆、能霓两位劳模再“死”一次，借此诬陷罗氏。
罗显认为这是一条绝好的证据，凭它一定可以扳倒法椿！他抖擞起精神，打算继续上告，可写完状书却发现，无路可走了。
此案最后一次是巡按御史詹宽亲自审结，巡抚都御史陈轼附署，可以视为终审判决。罗显想要上诉，地方上已经找不到比两院更高的司法机构了。此路不通。
等一下。
地方上没有，那么京城呢？
京城有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还有一厂一卫，还有阁老们，再往上……还有皇上嘛。
罗显冒出一个极其大胆的想法：要不咱们上访去吧！
上京告御状这种事，历朝历代都有。汉称“诣阙”，唐有“投匦状”“邀车驾”，宋叫“诣台省”，清称“京控”。在大明朝，上访有个专门的术语，叫作“京诉”。
越级诉讼已经很犯忌讳，京诉更是敏感至极。
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曾经给老百姓颁发大诰，头顶大诰可以直接进京喊冤。不过很快“小民多越诉京师，及按其事，往往不实，乃严越诉之禁”。从此以后，大明历任皇帝对京诉格外谨慎。民众可以上访，但甭管申诉事实是真是假，上访者都得被问罪。
好在徽州府有健讼传统，百姓法律意识和常识都很丰富。罗显和罗氏一族研究半天，在大明律里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