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大明》第40章

“遵照近奉钦依事理”意思是本着最高指示的精神。这是个大帽子，让读者知道发话的到底是谁。
“毋拘成案”，是让宋茂熙不要援引此前的判决，等于说皇帝对詹宽的判决不满意，必须反过来；“果有亏枉，即与辩理”，谁最亏枉，自然是上京告状的苦主罗家；“亦不得固执己见，罗织成狱”，这是提前定下了此案的调子，你要是不按上头的心思判，那上头便认为你是固执、罗织。
在明眼人眼里，这态度已表达得足够明显，朝廷就差明着说一句我支持罗家。
如果受理官员还不明悟的话，再想想，有几个上访的案子，能由通政司的头头郑重其事地呈给皇上？那个流程本身就传递了重要的信息。
皇帝的态度，都察院“默会”；都察院的文书，应天巡按御史也“默会”。宋茂熙是个老油条，他觉得这案子既然得了皇上关注，还是别沾手的好。他随即下文，把这案子又转到了宁国府，重新审过。
这套流程，看起来和上一次没区别，可背后蕴藏的政治意义，却截然不同。原来只是一桩地方乡民诉讼，现在却俨然成了配合中央宣传形势的典型。我大明一向以政治需求为第一位，司法什么的走走过场就好。对此宁国府自然也是深为“默会”。
司法问题，政治解决，这场官司的胜负，其实在开审前就定好了。
宁国府这次审理前所未有地高效，不出几日判决便出炉了。和詹宽当年所判相比，可谓是一个华丽的急转身：
“断听罗显等照旧修筑坟堆，并埋立志石，坟前摽祀，不许在坟左右别行修理。”
罗氏祖坟，又一次华丽丽地回到杨干院内。
九排年收受贿赂一案也顺便审结，系佛熙所为，各自追赃。至于池州府审出的那个所谓“罗显贿赂九排年每人五十两”，纯属栽赃陷害。
对于杨干院里的罗氏祖坟内没发现棺椁的问题，宁国府也十分贴心地做出了解释：“因前坟自历唐宋至今数百余年，丧制厚薄，葬埋深浅，委不可知。原遗骸年久，消灭已尽，化为泥土，理亦有之。”
好嘛，罗显还没解释呢，他们已经自动脑补了，真是太贴心了。
宁国府的判决书送到巡按察院，宋茂熙十分满意，批示道：“寺因坟而建，坟因寺而废，以理言之，毁寺而存坟可也，废坟而存寺不可也。”
一般对于转委案件，巡按批个准字就够了，宋茂熙写这么多，是把罗秋隐坟和杨干院的性质明确下来，使奸邪无从翻案。再说了，这案子是走京诉的，判决结果得往都察院上报，皇上一定会看见，趁这机会多写几笔，显得忠勤用心。
于是这一件前后持续八年、兴讼七次的案子，以呈坎后罗氏的胜利落下帷幕。罗显百年之后，可以无愧于九泉之下了。
想到他这八年以来的艰辛，不得不感慨一句：罗氏一族的胜利，当然要靠罗显和族人们的自我奋斗，同时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哪。
对了，还有一个人的下落没交代。
法椿。
他彻底失败了，不是败给了罗显，而是败给了嘉靖皇帝。在宁国府的压力之下，法椿洋洋洒洒写了一篇超长的招供，从他的角度交代了整个纷争的缘由、过程。
不过法椿不知使了什么招，居然逃过了责罚。
在宁国府的那份判决里，罗显和法椿等人都有奏事不实的行为，前者杖九十，后者杖八十，但准许罚款抵销。罗显的罪名，居然比法椿还重一些。后来罗显缴纳了30石米，才算抵销了刑罚；法椿有官身，只交了7石。
而且，罗氏祖坟保住了，杨干院也没受什么影响。宁国府判决里有一条：“本寺观音堂佛殿并地土，仍听寺僧法椿等照旧营业梵修。”
把观音堂、佛殿退还给杨干院，是因为罗氏从头到尾都没有主张过对杨干院的所有权；对法椿的罪行惩罚如此之轻，是因为他一直隐在幕后，大部分行动都是通过佛熙等人来进行的。
不过，也许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宁国府这次判决面面俱到，唯有一个案子——郑来保被殴身死案——被遗漏掉了。按说这次判决对罗显如此偏袒，这么重要的人命官司怎么可能不提？再回想起休宁、黟县两县合审时，曾经判定郑来保属于病故，也未予以深究。可见无论徽州府还是宁国府，在这个案子里都不支持罗显的主张。
所以，有没有可能，郑来保真的是意外病故，却被罗显拿来给杨干院泼污水，而徽州、宁国两府没有被罗显蒙蔽，认为这件人命官司不存在，法椿才没有被重判？
更不要说罗显被先后判了数次“奏事不实”，说不定都和郑来保案有关。
对于整个杨干院事件，我们得保持一个清醒的认知：所有关于这件案子的资料，都是出自罗显编撰的《杨干院归结始末》，内容不可避免地从罗氏主观立场来叙事。他们是否文过饰非，是否夸大其词，无从知道。法椿未必有那么邪恶到底，而罗显，也绝非一只善良的小白兔。
历史的复杂性和迷人之处，也许就在这里了。
无论如何，折腾了一大圈，局势回到了嘉靖六年的原点。杨干院的僧人们，照旧在寺内诵经礼佛；罗氏一族，照旧每年来坟前祭拜。孤坟与古寺终究没有分开，一如从前。
杨干院的官司结束了，可历史的进程，还在继续。
嘉靖十五年，夏言上疏三道，建议开禁祭礼。民间祭祖立庙之风大盛，令宗族社会形态进一步锻成，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
在同一年，按照徽州当地保存文献的好习惯，罗显把这场官司的相关文书，纂成了一部《杨干院归结始末》，留给子孙后代，希望他们“未必不兴感警创以动其孝思，亦期保久远之一助也”。
嘉靖十七年（1538年），嘉靖皇帝如愿以偿地为父亲追尊庙号，为“睿宗”。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睿宗的神主牌位入享太庙。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徽州府修《徽州府志》，将杨干院的兴建时间定于宋宝祐六年，为护罗秋隐坟而起，为这起争讼画上最后的句号。
罗氏一族继续在呈坎繁衍，绵延至今；杨干院也始终坐落在杨干，不曾迁移。远山近溪，晨钟暮鼓，几百年来，那座孤坟依旧矗立在佛殿之前，只有悠扬的钟声始终相伴。当地至今还流传着一句俗话：“阴坞口的风，杨干院的钟。”两者皆是兴旺不衰的象征。
杨干院在明末尚存，两朝领袖钱谦益还曾写过一首《三月七日发灊口，经杨干寺，逾石砧岭，出芳村抵祥符寺》，再后来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我看到有一篇今人的《徽州百村赋》里提及，杨干院败落于清末，只有建筑留存。到了1985年12月，村民在院里烘烤球鞋，不慎点着了蚊帐，把这座空寺彻底焚尽，只有一道灌斗砖墙残留。
第四卷
后记
我跟这个故事的缘分，说来很是奇妙。
丝绢案之后，我对徽州文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阿风老师的《从看明代徽州佛教与宗教之关系——明清徽州地方社会僧俗关系考察》，从中第一次得知了杨干院的事迹。
可惜那篇论文的重点在徽州僧俗关系，关于案子本身，只是大略讲述了一下过程。我迫切地想看到《杨干院归结始末》全文，论文注释里却只提及原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我在网上找了一通，未果，看来那本史料并没有被电子化。我又下了一大堆相关论文，可也一无所获。我绝望地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去社科院找。
那是2017年的夏季，我背着书包，骑着共享单车，兴冲冲地跑到了社科院门口。奇迹发生了，门卫并没拦我，大概我的形象比较符合经常来这里的人设吧……胖胖的、背书包、戴眼镜、骑自行车，眼神还有点呆呆的。
我找到办图书借阅证的地方，一个小姑娘正坐在电脑后。我说我想办证，小姑娘问，你哪个所的？
我：“呃……普通市民。”
小姑娘：“对不起，我们这儿不对普通市民开放。”
我一阵失望，但也有心理准备。小姑娘突然很奇怪地瞪了我一眼，警惕地拿起手机。我在她报警之前，赶紧转身。马上要到门口了，忽然听到背后喊了一声：“你是亲王？”
我吓得一哆嗦，这么快警察连网名都查到了？赶紧点头承认。
然后我才知道，小姑娘和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是剑三里的师徒，刚才她看我眼熟，拿手机偷拍了一下，发去微信跟我朋友确认。
确认身份之后，小姑娘十分激动，然后还是拒绝了我办证的请求。
我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