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大明》第44章


活的养老户,负责供养皇亲国戚的江南钞户,给公主和王妃当嫁妆的从嫁民户,隶属于寺院的永业户;等等。
顺便一说,同一类户籍下面,还按财产数量分为九个级别。
图四·2 某站户同时向不同部门交税示意图
再顺便一提,不同类别的户籍,归属不同的管理机构,没有统一的协调机制。比如探马赤军户归奥鲁官管理,匠户归户部管理,僧道户归宣政院管理,投下户则是不同的宗王贵戚私有之物,江南钞户名义上归户部管,税收却要上交诸王与驸马们。
在没发明电脑的年代,想把如此错综复杂的户籍体系理清楚,就是一百个耶律楚材也没办法!忽必烈在中统元年(1260年)曾经试着抢救了一下,立了十路宣抚司,定户籍科差条例。可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让他这次“阅实天下”的目的没有实现,反而弄得更乱了。
跟繁复的户籍体系相对应的,元代的户籍管理也极其简单粗暴。
马可·波罗在游记第二卷里,讲过一段他在杭州的见闻:“每家的父亲或家长必须将全家人的名字,不论男女,都写好贴在门口,马匹的数目也一样要载明。如有人死亡或离开住所,就将他们的名字勾去,如遇添丁,就加在名单上。”
虽然他是以赞赏的口气来描述的,但让秦汉唐宋的户籍官吏看到这个场面,能吐出一口血:这管事的得多懒多糙,才会这么干啊!
这还是在一线城市杭州,其他地方更不敢想象了。所以元代的户籍管理,其实算得上放养。
如此破烂粗放的一部机器,一直磕磕碰碰地运转了百年。元末战乱一起,它便彻底趴窝崩溃。用史书上的话说就是:“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
【注释】
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据《明史·食货志》所载,元朝末年时局动荡,多死伤祸乱之事,官方的户籍和田亩账册多有亡佚,赋税征收没有根据。据《明实录》所载,直至洪武十四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朝廷才统计出全国人口的数字。
蒙古人拍拍屁股,跑回北方草原放牧去了。前来接盘的朱元璋,可发了愁。他望着那一堆冒着狼烟的机器残骸,蹲在地上叹了口气:这饭啊,夹生了。
元代户籍实在太乱,大明根本不可能全盘继承;可彻底抛开另起炉灶,难度也极大。废弃不是,继承也不是,朱元璋面对这个复杂局面,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试探着来。
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他在南直隶诸府和江西三府搞过一个叫作“均工夫”的试点制度。规则很简单,按田地数量征赋役:每一顷地,出一个壮丁,农闲至京城服三十天徭役。如果田不够一顷,可以几家合出一丁;如果田多人少,也可以出钱雇佃农去服役。
这是一个无奈的折中做法。因为那时老百姓跑得到处都是,没有户籍来制约。官府干脆不按人头征税,而是把赋税折到田里。你人可以跑掉,但土地总跑不了吧?
除此之外,朱元璋在洪武元年还发布诏书说:“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已令总兵官收拾,其或迷失散在军民之间者,许令官司送纳。”这是在向民间征集散落的元代户籍残本。紧接着,第二年,朱元璋又宣布:“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
【注释】
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已令总兵官收拾,其或迷失散在军民之间者,许令官司送纳:户籍账册还是有根有据为好,朕已下令总兵官注意征收元时户籍残本,或者它们已经失散于军、民之间,如果能找到的话,允许地方官府送交上来。
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每个人的户籍必须以原先的户籍为准,不得擅自改变。万历年间,《大明会典》重申,所有军人、农民、驿站工作人员、盐场工人、医生、天文星象观察者、工匠、乐工,都不可以擅自转行。如果偷偷改变户籍记载的职业,想换轻松工作的,抓住你就要打八十杖。
你在元代是什么户籍,现在还是什么户籍,别自己乱改。在新户籍建起来之前,权且用旧户籍管着,先把人拢住了再说。
无论是“均工夫”还是“原报抄籍”,都只能临时救个急。真正想让大明长治久安,还得尽快把新的户籍体系建起来才行。朱元璋手下有一位大臣叫叶伯巨,他把这个道理说得特别直白:“夫有户口而后田野辟,田野辟而后赋税增。”
为此朱元璋辗转反侧,到处开会调研,最后还真让他寻到一个办法。
宁国府有个叫陈灌的知府,在当地搞了一个户帖法,成效斐然。朱元璋深入研究了一下,觉得这个建户籍的法子特别好,又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完全可以作为样本在全国推行。他决定拿来先用用看。
时间很快推移到了洪武三年。
洪武三年对大明来说是个特别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朝廷相继出台了各种政策,重修了官员殿陛礼法,制定了王府官制、五等勋爵,明确了明代科举的框架。一个新生政权,正缓缓走上正轨。
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朱元璋颁布了一道圣旨,郑重宣布户帖制在全国推广上线。
“户帖”这个词不是明代原创的,它最早见于南齐,在南北朝至唐宋的史料里时常可见,是一种催税到户的术语。不过在明代,这个“户帖”的内涵却变得很不一样。
不光内涵不一样,连口气都变了。
朱元璋的这道圣旨,在中国的皇家文件里极有特色。要知道,一般的圣旨正文,在皇帝形成意见之后,都会交给专家润色一番,使之骈四俪六、辞藻雅驯,看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而朱元璋的这份“户帖谕”,却是一篇原汁原味的“口谕”。
圣旨是这么说的: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户口不明白俚(哩)。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作)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们)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作)军。钦此。
真不愧是平民出身的皇帝,圣旨写得近乎纯大白话,读起来特别寒碜。
这个文风,其实不是朱元璋首创,乃是脱胎于元代。元代皇帝都是蒙古人,发布命令多用蒙语,会有专门的译员逐字逐句直翻成汉文,再交给文学之士进行文言修饰。有时候事起仓促,省略最后一道程序,便形成一种特别生硬的口语话文牍——硬译公文。比如泰定帝即位的时候,诏书就是这种风格:“(我)从着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
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正统临戎录》,里面用硬译体记录了大量蒙古人的对话,特别有趣。
说回正题。
朱元璋为啥要用这么奇怪的白话文?不是因为朝中无人,而是因为他受够了那些文绉绉的套话空话。
有一位刑部主事茹太素给朱元璋上奏疏,前后一万七千字。朱元璋让人念,一直念到六千多字,还没进入正题。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叫过来痛骂一顿。这位皇帝态度倒真认真,骂完了大臣,晚上叫人接着念,念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才听见干货。
茹太素用最后五百字说了五件事,件件见解都很精到。朱元璋感慨说:“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有臣如此,可谓之忠矣。呜呼!为臣之不易,至斯而见。”
后来朱元璋为了防止忠臣被误伤,特意把公文要求写在《大明律》里:“陈言事理并要直言简易,每事各开前件,不许虚饰繁文。”
在国家级的政策文件上使用大白话,也算朱元璋身体力行做的一个表率。
回过头来继续看朱元璋这份圣旨,抛开文风不说,它的内容相当务实。里面没任何虚头巴脑的废话,条分缕析,每一句都是干货,把户帖制的核心思想表述得很清楚。
那么,户帖制到底是干什么的?怎么运作?咱们不妨把整个执行流程走上一遍,就明白了。
图四·3 “户帖制”执行流程示意图
第一步,当然是皇帝下发一道大白话圣旨到户部,给政策定下基调。
第二步,户部根据文件精神,设计出标准户籍格式尺寸,叫作户帖式。户部规定:“户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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