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隋唐定局》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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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首都,长安是国际贸易的大市场。在此,帝国政府设有市局和市准局,负责工商管理和标准计量,也负责平抑物价。薄利多销的政策刺激了消费,稳定低廉的物价更让远道而来的胡商有利可图。于是,以粟特、波斯和阿拉伯人为主的外来资本集团,就自然而然地形成。
胡人的商团非常专业,甚至操纵和垄断着部分行当。有一次,某寺在做完道场后得到一件施主奉献的宝物,长约数寸形如朽钉。寺僧不识货,拿到西市请胡商鉴定。胡商只看了一眼,马上就说:哪里来的?开个价吧!
寺僧决定狮子大开口,要价十万。
胡商却呵呵大笑。直到寺僧将价码加到五十万,胡商这才不紧不慢地说:告诉你吧,这个值一千万。
成交之后寺僧才知道,那是佛骨。'36'
此事的真伪不得而知,胡商的长袖善舞则毋庸置疑。在他们眼里,对外开放的大唐简直就是天堂。没错,长安是聚宝盆,扬州是销金窟,他们当然乐不思蜀。
但,这样看问题,也就是商人而已。
更多人看重的是建功立业的机会。安史之乱前,作为世界帝国,大唐弥漫着英雄主义的氛围,充满了开拓进取的精神;作为混血王朝,他们又不分种族地对所有人才都敞开大门。于是大臣有天竺人迦叶济,名将有高句丽人高仙芝,外交官有波斯人李密翳,堪称各色人等济济一堂。
隋唐创立的制度也是一块磁石,因为它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先进的。于是,这些制度被移植到了日本。就连长安城的模样,也被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奈良。
更吸引人的,是文化。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生活方式,而唐人的生活充满了趣味和诗意,并崇尚知识、智慧和才情。一个人,如果才华出众风流倜傥,那是会拥有众多粉丝的。
有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唐玄宗开元年间某一天,诗人高适、王昌龄和王之涣在酒楼小饮,邂逅皇家乐团的几位歌女。当时正值寒冬,天上微微飘着雪花。三位诗人回避到外间拥炉听歌,同时约定以歌女所唱诗歌之多寡,来认定自己在诗坛的排名。
然而唱来唱去,不是王昌龄的,便是高适的。王之涣开始沉不住气了。他指着歌女中最出色的一位说:回头她如果不唱我的诗,这辈子不跟你们争高下。
最漂亮的那位也终于发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一曲,直唱得回肠荡气响遏行云,被公认为最精彩。
诗人与歌女就此相识,愉快地度过了一天。'37'
此事的真伪同样无从稽考,体现出的氛围却很可靠。事实上,由于皇家酷爱此道,科举推波助澜,诗在唐代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一种潮流和时尚,以及上流社会的身份标志和统治阶级的共同教养。难怪杜牧能在扬州的青楼如鱼得水了。要知道,他并非富可敌国。
这就雄辩地证明了大唐的文明程度之高。因为只有在高度文明的国家,诗人才会有那么崇高的地位,也才会有那么多人写诗,还人才辈出。在繁星般的名家背后,应该是数量更为庞大的作者和读者群。
阿倍仲麻吕,就是被这种氛围所吸引吗?
也许吧,也许。
可以确知的是,每次遣唐使来华,都会大量搜集唐人的诗作带回日本,吟诗作赋也成为日本皇室和达官贵人的必修功课。与唐宪宗和唐穆宗同时的平安朝嵯峨天皇,甚至写出了丝毫都不逊色于唐人的诗句: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鲈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38'
何况还有雕塑、绘画、书法和乐舞。
这同样是无法历数的领域,或许只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是作为中国独有的艺术样式,书法在日本和新罗也十分热门。日本的嵯峨天皇、空海法师和新罗的崔致远,都有名作传世。第二是流传到日本和天竺的唐代乐舞,深受西域文化的影响。事实上西域乐舞在长安早已压倒中华乐舞,胡旋舞和柘枝舞(柘读如这)更为上流社会所喜欢。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西域乐舞简直就是魅力无穷。
有魅力就有传播力,有传播力就有生命力。
大唐正好搭建了这样一个交流传播的平台,满足的需求是双向的,受益也是双向的。外域文化让唐人大开眼界内心丰富,唐制度和唐文化则启迪着其他民族的心智。于是,大唐便成为一艘巨大的文化航母,各国和各民族的使节、商人、僧侣和留学生从这里起飞,把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传播到东亚、中亚、西亚、南亚、西欧和北非。
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就这样横空出世。
命运与选择
似乎从一开始,大唐就面向了世界。
看看他们的都护府就知道——贞观十四年(640)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总章元年(668)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次年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调露元年(679)置安南都护府于宋平(今越南河内)。东西南北,都有都护府。
辖境则早已超出了中国版图。南边到了越南,东边到了朝鲜和韩国,北边到了蒙古国和俄罗斯,西边更是包括了哈萨克斯坦东部和东南部、吉尔吉斯斯坦全部、塔吉克斯坦东部、阿富汗大部、伊朗东北部、土库曼斯坦东半部、乌兹别克斯坦大部。这些今天属于他国领土的地方,当时都被大唐不由分说地看作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疆域。
这,难道还不是世界性大帝国?
然而所有这些动作,都在武后称帝之前完成。从建立安西都护府到设置安南都护府,则只用了三十九年。这就充分说明,对外扩张是太宗到武后三代执政者的共同国策。一个农业民族的王朝,竟会有如此膨胀的野心,又能如此迅速地予以实现,恐怕非比寻常。其间奥秘,究竟何在?
简单地说,有三个原因。
首先,隋唐虽然是农业帝国,却不是或不完全是农业民族建立的。建立新王朝的是混血民族。杨隋和李唐的皇族和重臣身上,都流淌着游牧民族的鲜血。他们从祖上开始,就没有安于本分的习惯,攻击、侵略、开拓、进取反倒是他们的天性,只不过这一次的“草原”更加辽阔而已。
其次,农业帝国也未必就不扩张,亚述和两汉便极具扩张性。两汉的区别仅在于西汉主要向北,东汉主要向南。实际上,农业民族的逻辑是这样的:由于需要定居,所以建立国家;由于需要兴修水利、对付天灾和抵抗外敌,又必须由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最后发展为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帝国建立以后,疆域就成了问题。人口增加以后,土地又成了问题。无论保家卫国还是发展生产,都必定与周边国家产生摩擦,导致战争。因此,农业帝国又必然会发展为农业军事帝国,开疆辟土则成为维持生存的不二法门。
扩张势在必行。
这一点,农业帝国与游牧帝国并无两样。不同的是,游牧民族的战争诉求是财富,农业民族的则是土地。一个要动产,一个要不动产,道不同,术也相异。所以,游牧军事帝国只占领不治理,只屯兵不垦荒,往往是打下一片又丢掉另一片。是啊!天底下只有吃草的,哪有种草的呢?
农业军事帝国的政策却是屯垦戍边。前面的军队打到了哪里,后面的农民就会跟到哪里。在他们看来,扩张就像开荒,也应视为开荒,没有农业跟进的开荒是没有意义的。也因此,如果前方不宜人居,战车就会停下来。
所以,农业帝国的扩张是理性的和有度的,他们的边界就在安全线内,视土地需求的饱和而止。游牧帝国的扩张则是非理性和无限度的,他们的边界是自己的能力。或者说,他们总要打到打不动为止。也因此,他们的历史就像旋风或台风,迅速兴起,迅速消亡,只留下一片狼藉。
这样看,大唐产生征服世界的野心并不奇怪,没有这个野心反倒不太正常。别忘了,就连小小的高句丽,也知道把自己变成军事王国,趁中原内乱之机南下扩张,何况统一强大如汉、唐?所谓“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云云,是借口也是实情。只不过,汉和唐可以用这种口气说话,而且能说到做到,高句丽就不行,这又是为什么呢?'39'
文化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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