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第222章

是取缔所有的银行。你们这些吸血恶魔，早就该死了！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革命！人们忽然又想起杰斐逊的“农业共和国”，自给自足，与世无争，多美！什么世界贸易，什么“美国体系”，见鬼去吧！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东西，“1819年大恐慌”留给人们更大更长远的影响是在心里。混乱、无助、绝望、愤怒，这一切不仅引起人们对联邦政府的不满，更启发他们为自己思考。“共和”是否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精英”能否为大众谋幸福？普通人的声音怎样变成当权者的声音？普通人的权利怎样变成国家的法律？“国父”们代表的旧制度似乎解决不了新问题，一个新模式、新思维悄然兴起，它的名字叫“民主”。你也许会说，美国难道不是个“民主”国家吗？当然不是。“国父”们从来没想建立民主的国家，他们想要的是“共和”的国家。不管联邦党与共和党多么针锋相对，他们都出自同一个理想——共和主义，他们都信奉同一个理念——精英治国。他们都视民主为“暴民政治”，他们都不相信普通人的智慧。现在，在天崩地裂的现实面前，每个人都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要求，每个人都有改天换地的愿望。这种要求和愿望将变成美国人对未来政治制度的选择，他们的选择将着落在一位领袖身上。他是谁？他将为美国带来什么？那是我们以后的故事。
在动荡不安的时刻，在人心惶惶的关头，在所有的人都有打砸抢的冲动时，我们千万不要忘了，美国不是一个由暴民建立的国家。那七位最重要的“国父”中有五位是律师（知道他们是谁吗？），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新国家是律师的杰作。律师们也许平时是隐形人，你不会想到他们。但每当人民发高烧时，出来泼冷水的总是律师。1819年，律师们的责任变得无限大，因为国会和总统都瘫了。谁是天下律师的“首领”？当然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他和他的法庭决心像当年阻击杰斐逊的“1800年革命”那样，阻止美国人打土豪分田地，也阻止肆无忌惮的民主进程。
1819年，“马歇尔法庭”连着判了三个“地标式案例”，铁了心给人民群众添堵。这一年也成了最高法院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就让我们看看法院是怎样在沸腾的世界中岿然不动的。
第一个是“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今天的达特茅斯学院是常春藤盟校，世界一流学府，但1819年的达特茅斯学院只是新罕布什尔州的一所小私立学院。谁也没想到，这个小学校的诉讼案远远超出了高等教育的范畴，竟然成了美国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案例，因为它定义了“公司”的本质。
达特茅斯学院建于1769年的新罕布什尔殖民地，是以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达特茅斯伯爵的名字命名的。像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及其他私立大学一样，达特茅斯由投资人选出的董事会（校董）管理。像其他新英格兰人一样，达特茅斯的校董们基本上是倾向联邦党的。1816年，共和党人威廉普卢默当选州长。他第一个就看达特茅斯学院不顺眼，认为它是“共和精神的敌人”，一定要改造改造它！同年，新罕布什尔州议会通过法律，修改学校的章程，由州长指定校董（伍德沃德是州长任命的董事会的头），并打算把校名从“达特茅斯学院”改为“达特茅斯大学”。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把达特茅斯学院从私立大学改为公立大学，让高等教育变成大众的选择，而不只是一小撮精英的俱乐部。
州长的崇高理想从一开始就遭到达特茅斯学院的顽强阻击，谁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董事会雇了个达特茅斯的毕业生，他是当时还不怎么惹眼、日后却名满天下的律师——丹尼尔韦伯斯特。此案让韦伯斯特一战成名，并进入政坛，成为与亨利克莱、约翰卡尔霍恩齐名的“三巨头”之一。韦伯斯特既不是校董，也不参与学校的管理，但他在母校最需要他的时候挺身而出，为达特茅斯的儿女抗争。在州法院受挫之后，韦伯斯特把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
韦伯斯特在最高法院的这场辩论可以说是司法史上最动人心弦的一刻，他的声音、口才、姿态、手势和他尽全力压抑着的强烈情感，征服了所有的心，把马歇尔和他的大法官同事们听得眼里全是泪，更甭说那些比法官泪点低得多的听众了。在他的演讲结束后的几分钟内，大厅里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需要一点时间从震撼中清醒过来。那段被视为达特茅斯学院“不朽之精神”的话是：
“先生，这是我的案子。它不只是这个谦卑的学校的案子，它也是这片土地上所有学校的案子先生，你可以摧毁这个小学校，它是那么脆弱，它就在你手中。我知道，它是我们国家知识的地平线上最弱的那盏灯，你可以把它扑灭。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要继续做下去！你要一个一个地消灭所有照亮我们大陆一百多年的更明亮的灯光！先生，如我所说，它是一个小学院，但有人爱它！”
1819年2月1日，马歇尔宣布了法院的判决（六位大法官对此案的意见是5：1）。这个案子要回答的问题是：达特茅斯学院的组织方式“公司”是受宪法保护的私人组织还是受立法权控制的公共机构？公司章程是不是合同？达特茅斯学院的章程能不能被州议会修改？首先，马歇尔说，达特茅斯的组织章程是合同。那么，它是私人之间的合同还是政府授予的合同？答案是，它是私人的合同，因为它的信托人不是政府官员。接着，他说：“教育是国之重器，是立法权应该关心的问题。政府可以建立教育机构，把它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任命官员管理学校，这些都无可置疑。但达特茅斯学院是这样的机构吗？它的教育是由政府控制的吗？它的教师是政府官员吗？它的经费来自政府吗？”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关于“公司”的性质，马歇尔的定义是：“公司是一个看不见的、无形的‘人’，存在于法律的概念中。它是永恒的、个体的它不是政府的工具，而是像自然人那样行使自己的权利。”正因为是“人”，公司的行为就是私人行为，公司的财产就是私有财产。建于1769年的达特茅斯学院本质上是私人公司，它是达特茅斯的信托人与英王乔治三世之间的合同。现在，虽然美国已不再是英王的殖民地，学院的章程也从英王的授权变成新罕布什尔州政府的注册，但程序的改变不能把一个私立机构变成公立机构，也不意味着州政府有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宪法第一条第十款（“合同条款”）规定，政府不能通过任何破坏合同义务的法律。新罕布什尔州的立法与宪法相悖。达特茅斯学院胜诉。
对达特茅斯学院来说，这是甜蜜的胜利。对美国的高等教育来说，这是自由的赐福。如果一个私立学校可以被随意改成公立学校，今天的美国还会有常春藤联盟吗？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缺一不可，怎能互相替代？当然，这个案子之所以如此重要，可不是因为教育问题，而是因为它明确宣布公司是受宪法保护的私人合同，政府不能摧毁或改变它。保护公司就是保护公司股东的利益，保护投资人的勇气。如果政府可以随意介入公司的经营甚至关闭公司，你还敢买股票吗？没人投资，经济怎么发展？这个判决的效果非常明显。此前，“公司”主要用于学校、教会等非营利组织，工商业一般采用“合伙人”或私人控股的形式，因为大伙都搞不清楚“公司”到底姓“公”还是姓“私”。比如，到1800年为止，全美国一共注册了310家公司，其中只有8家是贸易公司。“达特茅斯诉伍德沃德案”对“公司”的明确定义和保护让所有的人都放了心。到1830年，光新英格兰地区就有1900家公司，一半以上从事工商业。你能小瞧律师和法院的力量吗？
“达特茅斯诉伍德沃德案”在1819年的乱局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当时，对银行的痛恨波及所有的企业，大伙看着资本家就来气，各州也磨刀霍霍的。最高法院为公司和私人企业提供了强大的保护，也为联邦政府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国会和总统可以名正言顺地抵挡来自各州的围攻和来自民众的指责。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是对暴民情绪的最有效的制约。
就在“达特茅斯诉伍德沃德案”结束两个星期后，最高法院裁决了第二个重要案子，直接刺痛了很多人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