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471章

舰，有30艘被击毁或被俘，包括司令官罗哲斯特文斯基上将在内的6106名俄国海军官兵被俘虏，战死者达一万余人；而日本海军只损失三艘水雷艇，战死者仅115名官兵。此后，日军又攻占了库页岛。日俄战争基本结束。
为改变俄国独霸中国东北的局面，英、美以金融援助日本对俄作战；但为避免战后出现日本独霸中国东北的局面，美国又出面“调停”以结束战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九日，美国总统提奥多里罗斯福正式向日俄双方提议媾和。日本全权代表小村寿太郎和沙俄全权代表维特，从八月九日开始，在美国朴茨茅斯城举行谈判，并于九月五日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日本迫使沙俄承认在夺得中国的权益中将南满铁路、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等转让给日本，并使其承认日本对朝鲜的特权，割让库页岛南部（北纬五十度以南）。在附约中规定日本有权在鸭绿江右岸伐木和经营安奉铁路。在日俄战争期间，清朝政府竟然宣布严守“中立”，并将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当年十一月，日本强迫朝鲜签约，确定日本对朝鲜的独霸地位；十二月，日本又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确定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权。
中英拉萨条约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俄两国为争夺中国的西藏而进行了激烈地争夺。英国要占领中国西藏，试图把英属印度和它在中国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联成一片。俄国就把侵占中国的西藏作为它实施“黄俄罗斯计划”的一个重要步骤。沙俄政府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宣称：“我们皇上的脑袋中有伟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得满洲，把朝鲜归入我国，还想把西藏并入我国。”中国的西藏，成为英、俄两国谋求亚洲霸权的必争之地。光绪十四年（1888年），英国借口边界纠纷挑起第一次武装入侵西藏的斗争，通过中英会议签订的藏印条约，占领西藏属部哲孟雄（今锡金）为其“保护国”和攫取开亚东为商埠的特权。印度总督寇松还曾企图抛开清朝政府而通过与西藏上层单独谈判，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当它的计划没能得逞后，便又用武力入侵西藏。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英国驻哲孟雄的专员惠德带兵侵占了西藏的甲岗。第二年，英国派遣一支五百人的军队非法占据了西藏边境的干坝宗。与此同时，俄国也加紧向西藏扩张，施用“助藏抗英”、“保护”西藏、“西藏独立”等办法，以致十三世达赖投靠了沙俄，委派“西藏使团”前往俄国进行活动。此后，俄商和军队开始秘密进入西藏，英、俄争夺西藏的斗争更加尖锐化。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二月，英国趁俄国为在中国东北忙于准备通过日本作战之机，借口通商和边界问题，派遣以荣赫鹏为使节、麦克唐纳为军事指挥，带军万余人越过中印边界，先后偷越则利拉，攻占仁埋没冈，占领春丕。然后英军大举进犯江孜。十三世达赖逃离拉萨，经青海投到俄国，被清朝地方当局截留在库伦，后被沙俄间谍所控制。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十三日，英军占领拉萨。
当年九月七日，在拉萨布达拉宫，英军上校荣赫鹏以武力逼迫，西藏哲蚌、色拉、噶尔丹三大寺寺长罗生戛尔曾等人，在英方事先制定好的拉萨条约上非法签字画押。拉萨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有：开放江孜、噶大克、亚东为商埠，英国派驻官员；江孜、拉萨通道上的炮台和山寨一齐削平；向英国赔款55万英磅，三年偿还；第九款规定：西藏土地不得让卖租与他国；西藏一切事宜无论何国者不得干涉；无论何国皆不能派员或代理人进入藏境；铁路、道路、电线、矿产等项特权均不许外国享受；西藏进款、货物、钱币等不许给予外国抵押拨兑。这个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遭到全国各族人民首先是藏族人民的坚决反抗，清朝政府也不与承认，命令驻藏大臣有泰“切勿画押”，并指斥英国不应无视中国主权而径与西藏地方当局“立约”。但英国并不作罢，一再请求同清朝政府谈判。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清政府派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为钦差全权大臣，率参赞张荫棠、梁士诒等到印度谈判。唐绍仪指出所谓拉萨条约的签订是非法的，根本无效，应由中、英两国政府重新议定。英国代表不得不接受以重新议约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在谈判中，英方代表提出以所谓的“宗主权”问题，企图否认中国对西藏地方的领土主权，受到唐绍仪等严词驳斥。此次谈判双方接触十多次，毫无结果。转年四月，清政府再派唐绍仪等与英国驻华全权公使萨道义在北京继续谈判，并于四月二十七日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六款，将拉萨条约十款作为附约。新约虽然没能完全废除拉萨条约所规定的内容，但规定“英国国家允许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其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政治。”英国终于在事实上确认了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底，英国侵入西藏的军队全部撤出。
界革命
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主办时务报时，在他著名的变法通议一文中，首次提出了革新的建议。他发现比之六经有通俗易懂的特点，所以提出革新内容，发挥的社会教育作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为蒙学报、演义报作序，又从外国中意识到的社会政治作用，认为是救国的最有效的工具。
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创刊清议报，在该报“规例”中，梁启超第一次提出“政治”这一新的概念，并亲自翻译日本柴四郎的佳人奇遇，以“政治”加以刊布。十一月在清议报上发表论文译印政治序，这是他提出界革命的前奏。文章进一步强调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认为应成为推动政治进步的重要力量，自觉地把革新与政治斗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第300章　清朝（54）（）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了两篇未完剧作（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进一步阐明创作戏曲的目的，务在“振国民精神”。经过这长期的理论酝酿和创作实践，于当年冬，在他主编的新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论与群治之关系，正式揭开了界革命的序幕。该文就是他发起界革命的正式宣言。文章高呼“改良群治，必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始”。抓此关键，就能无往而不立，所以“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欲新道德，必新；欲新宗教，必新；欲新政治，必新；欲新风俗，必新；欲新学艺，必新；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他认为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除具有“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通俗性特点之外，还因为具有描写理想和反映现实的功用，以及具有“支配人道”的四种力，即熏、浸、刺、提，也就是具有对读者潜移默化的艺术感染力量。他视“为文学之最上乘”。认为既有“启迪民智”的知识意义，又有塑造人类灵魂的作用。梁启超还针对中国的现状和社会现状，抨击了旧和当时的创作。他认为当时社会上存在很多腐朽思想和黑暗现象，都是受旧影响的结果，即旧的不良影响是“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他批判了正统派文人轻视的错误观点，鼓动把的创作权从“华士坊贾”的手中夺过来，创作新，以达到为改良主义政治服务的目的。论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从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出发，对的社会作用、文学地位、艺术特点等都作了较系统地论述，提出了必须革新的强烈主张。
界革命的号召提出后，立即在文坛上发生了巨大的反响，掀起了一个规模大、声势强的改良运动。自此，一向受歧视的在清末声价百倍，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首先，以刊登为主的杂志，自新后大量出现，为新建立了阵地；家和新作品如雨后春笋；内容从封建思想束缚下摆脱出来，而以改良群治为主旨。新以绝对优势取代了才子佳人、狭邪等旧的统治地位。新创和新译以其崭新的内容强烈地吸引着读者，风行于社会。其次，随着新创作的繁荣，在理论批评、考证、研究方面，也由于梁启超的倡导和影响，有了空前的发展而极一时之盛。第三，由于对作用的强调和与政治密切关系的认识，大大提高了的地位。界革命还有力地促进了清末文学通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