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481章

在医院里，宋教仁请黄兴代笔，给袁世凯拍了一封电报，通告他遇刺的消息，在电文的结尾，希望袁世凯开诚布公，保障民权，建立民主政治。在宋教仁的弥留之际，黄兴和陈其美紧紧抓住他的手，再三说：“钝初，放心！我们要代你报仇的。”22日凌晨，这位年仅32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不幸逝世。
21日袁世凯接到宋教仁被刺的消息，心中非常高兴，但表面上却故作惊诧，立即给江苏都督程德全打电报，命令他去医院慰问，悬重赏，限期破案。程德全立即悬赏10000元，通缉凶犯。22日下午，有人告诉袁世凯，宋教仁已经逝世，袁世凯假装十分震惊，连忙说：“竟有这种事吗？快拿电报来！”看过电报后，又装出一副痛惜的样子说：“唉！这怎么好，国民党失去钝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如何开展党务？”
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上海国民党党员几乎全部出动，分头寻找线索。22日晚上，两名四川籍学生前来报告：在鹿鸣宾馆住着一个衣衫不整、容貌不善的人，叫武士英，他曾拿着一张照片，说要干一件大事，有重赏。前日深夜，他得了一大笔钱，不知去向了。次日，我们在报上看到宋教仁先生被刺的消息，对照报纸上的照片，才知道武士英就是刺杀宋先生的凶手，特来报告。
陈其美得知这个情报，立即派人去鹿鸣宾馆，在武士英的房间里搜出一张“应桂馨”的名片。陈其美断定应桂馨很可能是暗杀的操纵者，立刻密告英法捕房，火速将其逮捕。又在应桂馨家里搜出他与袁世凯的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长洪述祖往来的秘密电报，同时还逮捕了凶手武士英。
这些确凿无疑的证据，证实谋杀宋教仁的主谋不是别人，就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同谋犯是洪述祖，具体指挥者是应桂馨，凶手是武士英。案情真相大白后，袁世凯一面百般狡辩，杀人灭口；一面暗中为消灭国民党而进行周密的部署。
1913年4月24日，凶手武士英在监狱里吃了应桂馨的亲信送来的毒馒头，突然被毒死。1914年1月19日，应桂馨乘火车南下，在杨柳青站附近，被人用乱刀砍死。2月19日，任直隶总督的赵秉钧，一天饭后，突然中毒，七窃流血而死。所有这些，都是袁世凯为了杀人灭口所为。
作为靠军事起家的军阀头子袁世凯十分清楚，要想消灭国民党这支异己力量，只凭暗杀是不成的，还必须使用武力。为此，他同帝国主义各国驻华公使多次秘密商议，举借外债，作为镇压国民党的军费。
第307章　民国（3）（）　
1913年4月26日深夜，袁世凯以全国盐税作担保，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用来购买武器和其他装备。
这时，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已经成立，国民党人张继、王正廷当选为参议院的正副议长。按照临时约法规定，总统对外借款，需经国会通过，但在袁世凯眼里，国会早已是他手中的玩物了。秘密借款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后，参议院正副议长张继、王正廷，当天夜里就去总统府，面见袁世凯，阻止签订借款合同，袁世凯非常狡猾，说合同已经签字，不能更改，断然拒绝了参议院的抗议。
这时，袁世凯有了经费，购买了武器，军事力量也部署得差不多了，决心用武力解决国民党。5月21日这天，他气势汹汹地叫来梁士诒等亲信，让他转告国民党人：“现在，我已经看透，孙中山和黄兴除了捣乱外，没有别的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的重托，不能以四万万人的生命财产，听人捣乱。我要清除掉国民党中的不良分子。”梁士诒打算以个人名义转告，袁世凯大声制止说：“不用，就说是袁项城说的，我敢负这个责任！”公开表示要对国民党进行武力镇压，十分猖狂。
“宋案”的鲜血洗亮了革命党人的眼睛，“善后大借款”的横行，则宣告了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破产，在袁世凯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资产阶级革命派被迫起来还击。
宋教仁被暗杀时，孙中山正在以中华民国铁路督办的身分在日本访问，他参观了日本的铁路、工厂、学校，与日本政界、财界人士广泛接触，争取他们对中华民国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和支持。正当孙中山准备从长崎启程回国时，忽然传来了宋教仁遇刺的惊人消息，他立即回国，并打电报告诉上海革命党人，一定要把案件查个水落石出。
3月25日上午，孙中山回到了上海。当晚，就在黄兴的寓所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孙中山说：“宋案的发生，是袁世凯消灭国民党的革命势力以便称帝阴谋，我们对此只有趁他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发制人，调集军队消灭袁世凯。”
黄兴接着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说：“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迹象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南方的革命军又刚刚裁减，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准备，才能作战，如果匆忙起兵，不但不能取得胜利，相反却会失败。现在民国已经成立，对于宋案应该冷静，通过法律渠道解决。”
孙中山不同意黄兴的意见，又激动地解释说：“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这怎么是法律所能解决的问题。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只有武力解决了。”
绝大多数革命党人都同意黄兴的意见，因为当时革命党确实无兵可调。会上，一位名叫谭人凤的革命党人曾问孙中山：“武力讨伐袁世凯，需要多少兵力？”孙中山答道：“如果有两个师的兵力，我将亲自统率大军，北上讨袁。”谭人凤当场反驳说：“孙先生所说的不过是句空论，请问两个师的军队从哪里来？”孙中山听后，也无法回答。
正当革命党人喋喋不休地争论是武力讨袁，还是法律解决的时候，袁世凯凶相毕露，杀气腾腾，4月30日在“海宴堂”召开第一次军事秘密会议，准备向国民党人开战。
6月9日，袁世凯下令罢免李烈钧的江西都督的职务。14日和30日，又分别下令将广东都督胡汉民和安徽都督柏文蔚撤职。7月3日，袁世凯以江西湖口革命党叛乱为借口，命令第六师火速向九江推进。
在袁世凯大兵压境，步步进逼的情况下，革命党人被迫起来应战。
袁世凯陵园最先起来做讨袁急先锋的是江西都督李烈钧。李烈钧，字协和，江西武宁县人。1904年被江西武备学堂选送到日本学习陆军，1907年加入同盟会，中华民国成立后出任江西都督。
宋案发生后，李烈钧曾主张起兵反袁，但各省握有军权的都督无人响应，使他也变得悲观起来。一天，一位叫邓汉祥的革命党人问李烈钧：“如果我们起兵反袁，该是什么结果？”李烈钧未加思索，就回答说：“国民党一定失败。”在这种消极悲观的情绪影响下，1913年6月9日，李烈钧接到袁世凯发布的免职命令后，准备筹集一些款项，带一批青年出国留学。随即离开南昌，前往上海。孙中山得知李烈钧离开江西，主动放弃了军权，非常着急，立即从香港赶到上海，和黄兴一起宴请李烈钧，请他回江西率先揭起讨袁大旗，席间，李烈钧自告奋勇，愿意出任讨袁急先锋。事后，李烈钧秘密来到湖口，召集旧部，成立了讨袁军总司令部，与北洋军在德安一带开始交战，二次革命终于爆发了。
江西率先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7月14日夜，黄兴由上海秘密来到南京，准备组织江西讨袁军。15日清晨，黄兴率领部分南京高级将领进入江苏都督程德全的都督府，把他从睡梦中叫起，要他同意起兵反袁。程德全是一个圆滑的老官僚，他从睡梦中醒来，发现黄兴和几位高级将领正在客厅里焦急地等候，多年的官场经验告诉他，这种缺乏准备的仓促起义是难以成功的，但他又不敢断然拒绝这些高级将领的请求，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八师师长陈之骥见程德全闭口不言，扑嗵一声跪在地上，流着眼泪，请求程德全同意发兵讨袁。程德全只好表示同意，众将领才起身连连致谢。当天，革命党人以程德全的名义，宣布江苏独立。从江苏独立的过程可以看出革命党人的软弱，竟然用下跪方式去争取同盟者，二次革命的失败也就不是偶然的了。果然，7月16日夜，程德全就偷偷跑到上海，发表通电，宣布与江苏独立事件没有关系，并与袁世凯勾结，以便等待时机扼杀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