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5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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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相继兴起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其中较著名的领导人有黑龙江省的乌占山、苏炳文；吉林省的李杜、丁超、王德林、冯占海；辽宁省的黄显声、唐聚王、邓铁梅等。这些抗日义勇军，多数是属于东北军，部分是东北军旧部与民众结合组织起来的部队，还有一些自发的农民武装和地主武装。他们的斗争给日本侵略者以相当的打击，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1932年一年内，辽宁、吉林两省的重要城市，被义勇军袭击达30余次，其仅沈阳市便被袭击11次，沈阳和哈尔滨的飞机场被义勇军烧毁；抚顺煤矿的发电厂也被义勇军破坏。但这些自发的抗日武装力量，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统一的政治目标，领导人物成份复杂，意见分歧，奋战一年余，到1933年转入低潮。
在此期间，中共满洲省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与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派出杨靖宇、董长荣、王德泰、周保中（白族）、李兆麟、赵尚志、冯仲云、魏拯民等一大批干部，到东北军和义勇军中开展工作，或建立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从1932年起，先后组织了由汉、满、朝、蒙、回等民族的爱国志士参加的10余支抗日游击队，主要有：磐石、东满、珠河、密山、宁安、汤原、饶河、巴某游击队。这些部队虽然人数不多，武器恶劣、斗争环境困难，但战士素质好，有党的领导，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使抗日烽火很快燃遍东北各地。自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先后发展成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至六军，1936年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也粉碎了其速战速决的迷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拥有人口300万。而其他革命根据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粉碎了敌人的围攻之后，也就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全国红军发展到10万人，还有10余万赤卫队。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省瑞金的叶挺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大纲宣布“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还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等。
大会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瞿秋白、张丞、邓发、王稼祥等64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25日，组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领土上已经有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政权。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群众的政府，是人民根本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它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和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但是大会通过的宪法及土地法、劳动法等文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起草的，文件虽肯定了工农享有各项政治、经济权利，但在中间派别问题和土地、劳动、税收等问题上含有“左”倾错误的内容，这对根据地发展是有害的。
万里长征
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的广泛推行，直接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及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分别从瑞金、雩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留下部分红军1??6万余人和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坚持当地斗争。
在长征初期，“左”倾冒险主义者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部队出发前，政治局既没有讨论，又没有做深入的政治动员，在军事上又不能把握有利时机，主动地歼灭敌人，而是让红军以消极的防御作战来掩护庞大的后方机关转移，使红军陷于被动。广大指战员虽然英勇奋战，连续突破了敌人设置的四道封锁线，但人员折损过半，到达湖南通县时，只剩下3万人。但“左”倾机会主义者却不顾一切，仍然坚持去湘西的计划，使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此时，国民党已判断出红军向湘西转移意图，便集结重兵，阻挡两部红军会师，并企图一举消灭中央红军。在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和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一主张到1934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得到多数人的赞同。1934年12月底，红军到达乌江边的猴场。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猴场召开了会议，重申创建川黔根据地，并向川南发展的战略方针。会后，红军打响了强渡乌江的战斗，消灭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4个团，乘胜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
长征中的毛泽东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进行整编、紧缩机关，充实连队，决定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采取高度灵活的还功方针，一渡赤水河，进入川领边扎西。2月下旬又挥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入遵义。3月中旬，红军迅速跳出敌合围圈，三渡赤水，再入川南。随后，又出敌不意地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乘滇军援贵之际，直插云南，作威胁昆明夺势。接着红军又向西北方向急进，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年5月，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进入川康边境。6月，红军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占领了四川懋功，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共中央根据会师后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当时在四方面军担任领导工作的张国焘却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主张向川康边界退却。为了统一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7月，红军连续翻越几座大雪山，到达毛儿盖。8月3日，红军总部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张国焘率领，朱德、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随后，左、右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跨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于8月下旬先后到达阿坝和巴西地区。
9月，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自恃枪多势众，要挟右路军和中共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在巴西紧急磋商，决定迅速离险区，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约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川甘边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