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的选择》第1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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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没断，”她回答说，“只是碰伤了。”
“感谢上帝。”我说，又问，“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她咕哝着，摇着头，“我不知道。”
“让我们来想想办法！”我说，“我们得想办法让他处于某种监护之中，这样他就不会伤害你了。”我停了一下，意识到这话的无用，同时一股强烈的内疚感袭上心头。“我应该在这儿的，”我叫道，“我不该离开的。我可能已经——”
苏菲打断我，说：“嘘，斯汀戈，你千万别那么想。我们去喝点什么吧。”
我们来到富尔顿大街的一家中国餐馆，坐在摩洛哥式的酒吧里，苏菲把我不在时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开始很愉快。她从未见过如此平静和情绪良好的内森，商量我们即将开始的南方之行，盼着婚礼的那一天。他一直很正常，在整整一个周末里带着苏菲疯狂购物。他们甚至去了曼哈顿，在第五大街逛了两个钟头，为她买了一只巨大的蓝宝石订婚戒指，适合好莱坞公主们的豪华嫁妆，以及一套昂贵的旅行行头，那价钱足以把查尔斯顿、亚特兰大和新奥尔良的老乡们吓得目瞪口呆。他甚至还到卡蒂尔买了一只表，想把它作为男人的最好礼物送给我。最后他们花了好几个晚上的时间了解南方的地理和历史。他们浏览了各种各样的旅行指南，他还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仔细阅读《李氏副官》，为参观弗吉尼亚战场做准备。
在内森细心而有条不紊的准备下，一切进展顺利。他对我们即将穿越的各个地区的植被物种、风土人情、人文地理等方面做了相当仔细的研究，就像维多利亚时期前往尼罗河源头探寻的英国殖民者一样。他用他的热情影响着苏菲，把一切有用无用的关于南方的知识灌输给她，如棉花和花生的习性，一些南方方言的来源，甚至鳄鱼的生理特征。她爱内森，所以也爱这一切，包括那些毫无价值的经验之说，如桃树大多生长在佐治亚而不是别的州，密西西比河的最高点有八百英尺，等等。他还到布鲁克林大学图书馆查阅乔治·华盛顿·凯布尔写的两本小说。他用慢吞吞的南方口音说话的样子令她乐不可支。
她为什么没有看出一点点危险迹象呢？她一直都在观察他，并确信他已不再服用氨基丙苯。但就在前天，当他们都上班之后——她到布莱克斯托克的诊所，他去他的“实验室”——一定有什么事使他出了轨，她永远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任何情况下，她都傻乎乎地毫无防备，当他发出第一个危险的信号时，她总是那么脆弱易受伤害。像往常一样，她愚蠢地疏忽了这不祥的预兆：他从普费泽打来电话，语调欢欣快乐，情绪高昂，宣称他们取得了伟大的科学“突破”。她怎么会如此迟钝呢？因为我已疲惫不堪，所以她对内森突然发狂以及接踵而至的伤害的描述十分简短。
“墨特·哈伯为一个即将赴法国留学的朋友举行了一个舞会。我工作到很晚的时间，帮着办公室发邀请函。我已告诉内森我将在诊所附近吃晚饭，然后到舞会上与他见面。我到那儿时内森不在，很久以后他才出现。但当我第一眼看见他时，几乎要晕倒了。他的情绪极其亢奋。我明白他很可能整天都是那样。当我接到他的电话时，我居然傻到没有——唔，没有警觉。在舞会上他的举止还算正常，我的意思是说，他没有……没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但我能看出他又吃氨基丙苯了。他开始谈起治疗小儿麻痹症的新方法。我的心都快死掉了。我对自己说，内森也许会平静下来，然后去睡觉。有时他就是那样的，你知道，不会做出什么暴力举动。终于，内森和我回家了，当时并不太晚，大约十二点半。我们刚刚回到家里，他便怒气冲冲地我尖声大叫起来，把所有积累起来的狂暴一古脑儿全向我抛来，做他每次发作时都会做的那些事情。你知道，他每次发作时都骂我不忠，指责我……唔，和别人睡觉。”
苏菲停了一会儿，抬起左手把一络头发往后一抹，我感觉那动作有些不自然。我正在猜想时，一下子意识到她本来是用右手的，而此时它正软软地垂在身边一侧，显然带给她极大的痛苦。
“这次他指责你和谁？”我问，“布莱克斯托克？斯莫尔·卡兹西？哦上帝，苏菲，如果这可怜的家伙不是这么疯疯癫癫的话，我真想把他的牙齿全给打落。耶稣，他认为谁又给他戴上了绿帽子？”
她使劲儿摇着头，头发散乱地垂在脸上。“这并不重要，斯汀戈。”她说，“只要是人就行。”
“那，后来呢？”
“他冲我又叫又喊，又吃了些氨基丙苯——也许还有可卡因，我不清楚具体是些什么。然后他走了出去，使劲儿把门关得山响。他大叫着他再也不回来了。我躺在黑暗中，但根本睡不着，又担心，又害怕。我想过要给你打电话，但那时太晚了。最后我终于睡着了。我不知道睡了多久，但当他回来时天已经亮了。他把整栋屋子的人都吵醒了。他把我拖下床摔下楼梯，还冲我叫喊，骂我和那个人干的好事，说他想杀了我和那个人还有他自己。哦，斯汀戈，不要，不要，千万不要让内森再这样了。不要！最后他使劲踢我——就这儿，胳膊上，然后便离开了。后来我也走了。就这些！”苏菲陷入了沉默。
我慢慢地把脸轻轻地伏在满是烟灰水垢的红木吧台上，真想就此昏厥过去或进入别的什么状态，只要没有意识就行。然后我抬起头，看着苏菲，说：“苏菲，我不想说这个，但必须把内森弄走。他太危险了。必须把他关起来。”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里冒出一种十分可笑的哭腔。“永远！”
她举起颤抖的手，示意酒吧服务生来一个双份的威士忌加冰。我无法阻止她，尽管她的舌头已有些不听使唤。酒来了，她一口喝下，打了个嗝，然后扭头对我说：“还有一件事我没告诉你，是他早晨回来时发生的。”
“什么？”我问。
“他有枪。一把手枪。”
“哦，妈的。”我说，“妈的，妈的……”我听见自己像失控的录音机似的一个劲儿地念着这个字，“妈的，妈的……”
“他说他准备用它。他用它指着我的头，但他没有开枪。”
我悄声地骂了一句：“基督耶稣，发发慈悲吧。”
但我们不能坐着等死。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我决定采取行动。我将和苏菲一起回到粉红宫，帮她打点行李。她得马上离开那儿，在离诊所很近的圣·乔治酒店至少住上一夜。同时，我还得设法与劳瑞取得联系，告诉他目前的情况，要他不惜一切代价马上返回。然后，等苏菲暂时安全之后，我再去找那该死的内森，设法对付他——尽管这个计划像一只巨大的充满恐惧的足球顶在心里令我恶心，我仍然必须去干。我坐在那儿差点呕吐。“我们走吧，”我说，“马上就走！”
在齐墨尔曼夫人的公寓，我付给忠心耿耿的莫里斯·芬克五十美分，让他帮着苏菲打点行李。她抽泣着，而且，我看得出，她醉得很厉害。她在房间里跌跌拌拌地收拾行李，把衣服、化妆品和珠宝塞进一只大箱子里。
“我在萨克斯买的漂亮衣服，”她说，“哦，我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