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魂》第2章

候就找双小鞋给你穿。他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专门谈他如何打仗，要不就谈他小时候如何害地主等等，就只字不提教学。肖克勤嘲笑地说：“这种人应该扛起背包回家种田。”后来这句话成了肖克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条罪状之一。“肖克勤希望党的好干部回家种田，其用心是要把老革命用生命和热血夺来的无产阶级政权交回到资产阶级手里去。”系主任在大会上斩钉截铁地说，接着猛拍一下桌子，“那还了得！肖克勤你站起来！”他咆哮道。
我愕然。肖克勤就坐在我前面。他的脸绯红如夕阳，他慢慢站起身，勾着头，瞥了眼我。
现在回想起来，肖克勤打成“右派”，我并没什么可内疚的。
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又工作了这么多年，阅历告诉我领导要整人就跟老师整学生一样简单，老师瞧着那个学生不顺眼了，老师就要找个由头整他，找个由头是很容易的。然而有好几年，我一直感到心里有愧，感到有个障碍物横在我心坎上，无法清除。
我想清除出去。
1960年某个深夜，当几个在我家喝酒的同事走了后，我瞅着如花似玉的尚青青，心里抑制不住一种偷窃的富有感和深切的内疚。我说这种内疚压在我心头有两年了，晚上一睡觉就腾起一层灰。我求她出自内心地理解我。她的表情越来越愤怒，像一块逐渐烧红的铁。“你不是人哩！落井下石的东西！地主的崽就是坏！”
这是她的原话。母亲就躺在外房，她把我喊出来，她怕我不冷静。
“今天晚上你就睡在我床上，”母亲说，“她说的是气话，你莫往心里放。”20多年过去了，我怎么也揎不掉这几句话在我心田上筑的城墙，特别是在劳改农场，我一想起这句砖头一样砸在我心坎上的话和那个使我羞惭不已的场面就禁不住要潸然泪下。
3
1961年10月我去白莲湖农场劳改，因为一句话（我以后会要提到它）。1963年我提前半年释放了。看管我们这队劳改犯的邢指导说：“我们觉得你一直表现好，你回家去过‘五一’劳动节吧。”
他递给我一张证明，证明我在农场表现很突出。他要我把这张盖了红戳的证明交当地办事处，请他们帮我安排工作。
我回了家。
母亲不在家，尚也不在。隔壁邻居告诉我，我母亲早住到自来水站守水去了。那时不是家家户户有水龙头，用水要上自来水站挑，一分钱三担。我扛着背包走到了用竹篱围拢的自来水站，当时那儿正有很多人在排队挑水，母亲坐在水龙头旁收水筹，一只手把着龙头，眼睛盯着水桶，怕水漫出来浪费水。母亲一见我眼圈就红了。我说：“这么多人咧。”母亲马上用苍老的手背揩干了淤积在眼角窝的浊泪，背过了身。
我劳改回来后便同母亲住在自来水站那间狭窄阴湿的烂房子里，和母亲同睡一张床，那间小得可怜的房里只能摆一张两尺宽的床。
我急于找工作找房子。
办事处要我在家等安排。我闲着相当苦闷。有天母亲说对门黄老倌问我愿不愿意赚点力气钱。我瞅着母亲那磋商和委屈我的神情，“没关系，我愿意。”黄老倌父子都是搬运工，一到傍晚就有二辆乌黑的板车斜斜地靠墙立着。次日我便随黄老倌上北站运煤去了。黄老倌瞧我不来，他从人家口中知道些我和尚的事。“年轻轻的不要泄气，”他说，“我在你这个年纪，窑子里进窑子里出，看得多。”母亲在我释放回来的那天告诉我，尚和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关系暧昧，那男的是个什么处长。我说：“莫讲了，我同她不在一个层次了。”我想忘记她，我下死力帮黄老倌拉车，好让疲惫的利爪抓住我的思想以免胡思乱想。然而我老挂着她，在梦乡里我也常常见到她。有几次我在梦中大喊大叫，把母亲也吓醒了，母亲打醒我说：“你叫得吓人！”“我不知道。”我说。母亲用粗糙的手揩着我脸上的虚汗，“你在喊她。”“我搞不清。”我惭愧不已。
有天天气凉快，我和黄老倌多拉了一趟煤，天快黑了才回来。
我打着赤膊，一身臭汗和黑煤，拿起搁在车轮头上的脏衣，一折身看见了尚青青。
她立在路灯下，那种目光让我想起惊疑的兔子。
我感到天快塌下来了。“何光宗，”她喊了我一声，走上来，“我写了份离婚报告，你看下吧。”我傲气顿生：“不必看。”她把离婚报告递到我手上，“你还是看下，同意就请你签个名。”她把钢笔递给我，我立即在离婚书上写下：“同意”，签了名，把钢笔狠劲地往地上一丢，快步走进了自来水站。我从篱笆的缝中瞧见她弯腰拾起钢笔看了看又扔下，朝前面走去。不远的树荫里走出个高个男人，俩人消失在黑暗中。我走出去捡起钢笔，笔尖弯了，我心里一阵热浪翻滚，想吼叫。母亲走拢来说：“你洗个澡会好点。”我坐在水龙头下，任水冲着我的头，洗完澡我就躺在铺上睡觉，边想我要杀了那高个子男人。天热，母亲便倒下竹板睡在坪里，母亲的鼾声一会从窗口阵阵送来，像遥远的轮船声。我要杀人的念头使我浑身火烧火燎。很不是滋味。阴茎硬挺挺地顶裤衩炽热胀疼。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手淫，往后还背着母亲手淫过许多次，直到我娶上第二个妻子才终止。
我跟黄老倌拉板车拉了三个月，随后街道上安排我进了“土夫子队”，所谓土夫子队就是挑土的人，我在土夫子队认识了我第二个妻子秋兰。秋兰是市政公司的测量员，为我们排土她算方。土夫子队跟农村一样计工分。我在土夫子队干了五个月，头个月拿七分，后四个月拿十分。土夫子队里劳改犯很多，队长同他的几个把兄弟都是刑事犯，政治犯好像就我一个。我在土夫子队不大入流，那些男人喜欢把女人那个挂在口里谈论，我插不进话。歇气时我多半坐在稍远的树荫下抽烟，也盯女人的屁股看，但我比那些男人目光去得含蓄，扫一眼就飞开了。那些男人的目光是充分具有想象力的，使一些姑娘走路不由得要夹紧腿。
一天，太阳白得耀眼，让人疲乏，大家便坐到树荫下扯谈。我同一个姓彭的青年（这个人我以后会要提到他）坐在一株梧桐树下闲聊。彭比我小，很瘦，长相给人一种滑稽感（这主要是他的嘴巴长得太大的缘故）。秋兰从我们眼底经过时彭喊住了她：“秋姐，来罗。”秋兰折过头来瞟着彭，彭又说：“来罗，跟你讲件事。”
彭说我工分太低，队长欺负我是读书人，只给七分工一天比有些女劳力还低。“队长只听你的话，”彭瞅我一眼又盯住她，“你要丘队长多给他几分罗。”秋兰同情地瞧着我，目光像飞来的麻雀落在我脸上，“你大学生，怎么进了劳改农场？”我大器地一笑：“一句话说走了火。”“什么话？”我闭拢了嘴巴，自从一九六一年我因说话遭殃后，我把一句古训凿在脑壁上了：“言多必失”。
次日，丘队长拍着我的肩膀，“老弟，从今天起，你十分一天，够朋友罗。”
后来我同秋兰谈得就比较多。
后来她母亲死了，她喊我去写挽联。她街上的人称赞我的毛笔字写得好。后来她嫁给了我。她说：“真的，我真的搞不清楚我看中了你。开始我只是想跟你接触接触……”
我打断她说：“越接触就越发现我有魅力呗？”“你那个姓尚的前妻，未必从没注意过你的优点？”她说，“我觉得你应该是逗女人喜欢的。”“她只注意她自己，”我说，感到心底有股凄凉浮了上来，像只鸭子在水上游着。
4
1986年在湘江宾馆同尚青青分手时，我告诉了她我家的住址（她也告诉了我），没想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她上我家来了。她说她是办事经过这里顺便来拜访，她说她主要是来看看我现在的家庭，说得很冠冕堂皇。她手里拿顶白太阳帽摇着（这是不自然的，那天很凉快），身上藕白色真丝绸夏衫把她丰腴的肌肤衬得很健康，她的嘴角悬着一抹轻笑，嘴唇是涂了口红的。“你爱人呢？”
“她上班。”“看看女大学生的照片，”她指我女儿。我迈进卧室拿出了影集。
“像你，”尚翻开影集便说，“但比你漂亮，真长得好。”
“马马虎虎罗，”我已习惯这种夸奖了。尚又盯着秋兰的一张照片，“你妻子也漂亮。”她合上影集说。我说：“对得住人罗。”
她站起身，在我称为“老鼠窝”的房里转悠，这间房子那间房子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