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第123章


蒋介石宣告:“古人常言,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只要大家能够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坚持国家及国民独立不挠之精神,那就没有经不起的考验。”然而,蒋介石尚未从这两次冲击中站稳脚跟,第三次冲击波又接踵而来。
这第三次冲击波,便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访问中国一周。虽说这一回不像基辛格访问北京那样突如其来,是在公告中早已宣布了的,但毕竟美国总统前去拜见毛泽东,这不能不对蒋介石构成极大的压力。
须知,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还没有一位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在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只有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一九六○年六月来台湾作了短暂的一天多的访问。
这一回,尼克松访问北京,阵营颇为强大,除了基辛格之外,还有国务卿罗杰斯。
毛泽东正在病中。然而,毛泽东在病榻上关注着尼克松到达北京的时间。尼克松一行到达北京才四小时,毛泽东就会晤了他。
新华社的报道写道:“毛泽东主席在他的住所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并同他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谈。”
这一报道中,没有出现“文革”中毛泽东的“专用”形容词“神采奕奕”、“红光满面”之类。台湾作家梁实秋还敏锐地从发自北京的照片中,发觉毛泽东和尼克松之间,地上放着一只痰盂。他由此写了一篇散文《痰盂》。
这些细节,无意之中透露了毛泽东正在病中——虽说在当时是极端保密的。
第十二部分:未完的棋尼克松眼中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尼克松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时,曾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访问过台湾,和蒋介石作过交谈。
这一回,他又晤会了毛泽东。这样,尼克松对毛泽东和蒋介石有着一种比较之感。后来,他写了回忆录《领袖们》一书,其中对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作了颇有见地的比较。
尼克松写道: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个人的历史: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周恩来,还有一个是蒋介石。打败了蒋家军队,毛泽东巩固了在大陆的统治。中国共产党人把毛蒋之间的斗争,看成是上帝与魔鬼之争……周恩来则往往不露锋芒,孜孜不倦地工作,是保持国家机器不断运转的赤胆忠心的官员。蒋介石在台湾实行个人专制,他维护自己的威严,努力使经济起飞,鼓励在台人员保持有朝一日返回大陆的希望。
三人中,我认识蒋的时间最长。我把他和蒋夫人看作朋友,不同于另外两人,我们有私交,那是共同信念和原则的产物。但是毛和周是在中国大陆取得了战争胜利的人,而在两人中,周是得天独厚的人,对权力的实际情况洞若观火。现在他们三人都成为古人了,但是周留下的影响,在当代中国将与日俱增。
尼克松比较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手势,发觉两人都喜欢“用手一挥”。尼克松于是把毛泽东和蒋介石作了如此比较:
一九七二年毛向我提起一件事。他讲时用手一挥,指的也许仅仅是我们的会晤,也可能指的是整个中国。他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是不会赞成的。”隔一会儿,又补充了一句,“我们同他来往的历史,比起你们同他来往的历史,要长得多。”一九五三年我同蒋第一次见面时,他谈到中国也用手一挥,清楚地表示,他的话既指孤悬海外的台湾堡垒,也指中国大陆。
我觉察到他们两人在提到自己的国家时,都有点秦始皇帝的口吻。两人的姿态和讲话似乎给人一种感觉,他们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两个这样的领袖在历史中相逢,只会冲突,不会妥协。一个成为征服者,另一个成为被征服者。
在和毛泽东见面时,尼克松跟他当面谈起了蒋介石。
尼克松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毛泽东一听,哈哈大笑起来。周恩来趁这机会,替毛泽东作了答复:“一般地说,我们叫他‘蒋帮’。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尼克松这样写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
毛举止随便,说话爱简略,给我的印象是有成打的问题同时在他脑里转动。他讲他的意见,心平气和,语调平淡,在一个规模较小的会场会引人注意,但不是雄辩之才。
即使在说明重大观点时,他也喜欢语惊四座。“你们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他笑着说。我说他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喜欢右派分子。”他回了我一句,似甚得意。
“有人说,你们是右派分子——共和党是站在右翼——希恩首相也是右翼的。”我加戴高乐的名字,毛有点迟疑,说戴高乐另当别论。却又说:“他们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翼的。我比较喜欢右翼人上执掌政权。”我在提到我们恢复外交关系时总结了一句,我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应该注意到在美国,至少在目前,是右翼人士能够采取行动,而左翼人士只会说说而已。”
尼克松也写下了对蒋介石的印象:
蒋披一件十分整洁的黑色斗篷,头剃得光秃秃的,在私人场合,同他那肃穆寡言笑的态度相得益彰。在我说话时,他惯于不假思索地连声说“好,好”,显得有一点紧张。
他双眼的神采给人自信和执拗的印象。眼眸是漆黑的,有时闪出光芒,在我们交换意之前,不时环视办公室各处。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就盯着我的眼睛看。
在世界上,既见过蒋介石又见过毛泽东的人不少,能够像尼克松用如此敏锐的目光把两人加以深刻比较的,却不多见。
尼克松这次访问中国的成果,凝结于二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和周恩来所签署的中美联合公
报,史称《中美上海公报》。《中美上海公报》中的妙笔,是那位“智多星”基辛格博士想出的:美国政府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基辛格巧妙地抓住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共同点——即只有一个中国,在公报中,写上了这段既不得罪毛泽东又不得罪蒋介石,却申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场。
《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台湾又一次为之震动。台湾人士称:“《中美上海公报》之宣布,实是一叶知秋的事,因为它暗示美国与中共的建交是迟早的事了。”
第十二部分:未完的棋毛泽东派章士钊赴港“重操旧业”
就在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一九七三年五月中旬,一架漆着“中国民航”字样的飞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架从北京飞来的客机,是出现在香港的第一架中国民航飞机。不过,飞机上所载不是普通的旅客,而是一位九十二岁的老人及其家人。这是他的专机,飞来香港,据说是探亲。
显而易见,这位长者来历非凡,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常委。不过,一位文史馆的馆长,带着女儿、儿子、秘书、医生、护士以及厨师,乘着专机前来香港探亲,这派头未免太大了点。
这位馆长,就是当年国共和谈时,国民党方面的代表章士钊。
说是探亲,倒也确实有亲可探。他的奚夫人于一九七○年死于肺炎,另一位殷夫人在香港,已多年未见。他来探亲,就是探殷夫人。
其实,年已九旬的他,何必兴师动众乘专机来香港探亲,邀殷夫人去北京不就行了吗?他非来香港不可,是因为他另有使命。他还是干他的“老本行”——国共和谈。
不过,这一回他不是国民党代表,而是毛泽东亲自指派的。也正因为是毛泽东所派,为了照料年届高龄的他,特地给他派了专机,还派了那么一班子人照料他。
屈指算来,当年留下来的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张治中,已于一九六九年四月六日在北京病逝;代表邵力子,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病逝;代表黄绍竑,病逝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因此,毛泽东点将,非章士钊莫属了。
章士钊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和解,曾于一九六一年、一九六四年两度赴港。这一回,毛泽东考虑到,随着基辛格、尼克松访问中国以及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台湾正处于动荡之中,需要加强和谈工作。正巧,章士钊也有意于此。这样,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以探亲名义,派章士钊飞往香港。
章士钊到了香港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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