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系列传记》第47章

“陈老总！”江渭清憋不住了，“我从运动开始到今天，始终没想通过，我对这场运动确实有抵触！”
“我记得六二年北戴河会议上你向主席提过：再不能搞这样大的运动了（指大跃进），我们受不起折腾了！
“当时毛主席说，你的意见对，今后要慎重。现在怎么又……唉！搞大运动，一窝蜂，根本不能实事求是嘛！都是先有框框，先有结论：‘走资派’！扣上顶高帽子再找材料。
“不算战争年代，我在江苏工作17年了。17年间，我就撤过一个县委书记，因为他死官僚主义，省里拨给他的粮食他不要，全县饿死4万人。现在可好！从省到地市委，到县委，‘洪洞县里没有一个好人’了，我保不了他们，连我自己也保不住了！这样搞法，怎么行嘛！叫我怎么理解，怎么得力嘛！”
说到最后几个字时，江渭清眼圈潮润，声音也有些嘶哑了。为了镇定情绪，他往嘴里塞了支烟，发颤的手，划一根火柴，断了；再划一根，又断了；划到第三根，才把烟点燃。
陈毅早已注意到，一向爽朗潇洒的叶飞今天几乎没开口。陈毅心里一阵痛楚，这是一员虎将啊！黄桥决战，他为开辟苏北根据地建立了特殊功勋；解放以后，他在福建担任第一书记，为争取祖国早日统一，做了大量工作。今天竟被轮番批斗，而且是中央文革直接授意的！“罪状”是叶飞本人是华侨；国外反动报纸对他有“邀请前往自由世界，共操反共大业”的文章。真是岂有此理！
李葆华还是中学生时，陈毅去他父亲李大钊那里请示工作时就认识了他。60年代初期，他受命于危难之中，到饿死人最多的安徽省担任第一书记。他走遍了安徽农村，及时大胆地采取了“三自一包”的措施，基本安定了全省的局面，至今皖北农村还有“李青天”的尊称。现在却被造反派视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走资派。难道非要老百姓都去逃荒、要饭、等国家救济，这才是社会主义？！
为人耿直正派的江华是被用担架抬上飞机，来北京开会的。他重病在身，原本魁梧的身体，如今骨瘦如柴。就这样，造反派依然在病房里批斗他。是总理催促他立即返沪住院，并以办公厅正式文件通知造反派，不准干扰江华的治疗。然而，造反派能令行禁止吗？陈毅十分担心。
还有曹荻秋、魏文伯、谭启龙，他们都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老党员了，怎么能统统往死里整呢？
陈毅思前想后，百感交集。见大家也无心吃饭，便端起酒杯说：“困难，我们都见过，要说困难，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怎么不困难呢？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哪边风大，就跟哪边跑！”
这些道理并不深奥，在座的诸位也都会说。但是，话从陈毅嘴里说出，就像当年听到他的战斗命令一样，一种坚定的、必胜的、甚至是神圣的信念油然而生。大家屏住气，认真聆听老首长的临别赠言。
陈毅顿住了，他看着手中的酒杯，仿佛是在斟酌词句。忽然，他抬起头，深邃的眼睛里闪动着异样的光彩，以浑厚的四川乡音说道：“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
“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对亲生父亲还亲！结果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
“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嘛，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说最后一句话时，陈毅浓眉倒立，怒目圆睁，一字一顿，字字斩钉截铁。
大家像陡闻一声炸雷，受到强烈的震动。尽管在座诸位对“文革”都有一肚子怨气，尽管他们对“文革”小组里那几个刀笔文人异常反感，尽管他们认为运动这样搞下去不行，但是，还没有一个怀疑到副统帅的居心！他此时红得发紫，已是毛主席身边唯一的副主席，不言而喻的“可靠的”接班人呐！
可是，陈毅不点名骂的正是他，这又是不容置疑的。
陈毅不再深谈。他虽然已经看透时局，看穿了一些人的嘴脸，但仍没忘记党的纪律；他有预感，与在座老部下今后恐怕相见无缘了，不愿眼看着他们糊涂上当，故而设下家宴，点到为止。实实在在地只是点到为止，不再多言！一则不能言，再则也无须多言！他相信这些历经几十年战火考验的老兵，会在今后的风风雨雨中明白他所指的一切！
陈毅拉开椅子，站起身，高高举起酒杯。大家也都起立，把手中的酒杯举起。
陈毅深情地环视着这些曾经患难相扶，生死与共的老部下，亲爱的好战友，他充满感情地说：
“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若过不了关，这是最后一次！”元帅这番话，分明是与即将出征恶战的将军们诀别！
大家挨个与陈毅碰过杯；一仰头，吞下了这杯烈酒。不管对元帅的指点是否理解，这些非同寻常的话是都铭记心中了。
恐怕领会最透彻的是叶飞。
当专机从北京起飞，依次降落在济南、合肥、南京机场时，他一反往日握手话别的习惯，像一位真正的华侨一样，以紧紧的拥抱为每一个老战友送行，并且在每个人耳边只留下三个字：
“永别了！”
“最后一次”，不幸而言中！
1966年10月中旬，参加过陈毅家宴的叶飞、陈丕显、李葆华、曹荻秋等人，下飞机之后便身陷囹圄，直到陈毅逝世，他们仍在监禁之中。他们只能望着报纸上带有黑框的陈毅遗像，望着元帅遗像上那安详、镇定、亲切、自信的笑容，老泪横流，泣不成声；只能在幽暗冰冷的牢房里，默默回忆老首长的临别赠言，回忆着诀别时悲壮的一幕！
陈毅系列传记——陈毅对“文革”的一次猛烈开火
陈毅对“文革”的一次猛烈开火
罗英才
1967年2月，北京中南海庆云堂四号院。陈毅办公室的大办公桌上，端端正正地摆着一张大红请帖，上书“恭请陈毅副总理出席批判驻外使领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等字样，落款是“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
在那动不动就“打倒”、“砸烂”的年月，“勒令”一位领导人出席这类批判会是司空见惯的，而使用如此恭敬的措词，则实属少见。
陈毅的秘书石国宝（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局局长）拿着这张大红请帖却犯了难。
陈毅确实很忙，除了分管国务院外事口和外交部的工作，“文革”开始后中央指定他分管西北地区，日程每天排得满满的。1月24日，他在人民大会堂所作的“检查”获得通过，成为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他自己知道，“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看见党的传统被破坏，党组织陷于瘫痪，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军队受冲击，大批老干部被打倒，他常常禁不住要讲。
石国宝对这些从不同国家归来的留学生很有顾虑。说是批判驻外使领馆的“资反路线”，到时候谁知道会生出什么新花样呢？尽管如此，他还是如实向陈毅报告了此事。
陈毅对这些归国留学生显然已有了解，对他们的举动没有提出批评，也没有说到时是否出席他们召开的批判会，只是要秘书通知“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的所有负责人来一次，他要同他们谈一次话。于是，安排了2月16日晚上这次重要的接见活动。
笔者就此访问了乔晓阳（当年受陈毅接见的归国留学生代表之一，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乔晓阳感情激动地回顾了这段经历：
我是1964年高中毕业后由国家高教部派往古巴留学的，就读于古巴哈瓦那大学。1967年2月初，国内通知所有留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我随着这一潮流回到北京，这年21岁。回国的第一个晚上，躺在北航教室铺着稻草、被褥的地铺上，竟夜翻看同学送来的红卫兵小报，感到迷茫和困惑。
这时回国的留学生约500多人，先分住在北大、清华、北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