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飞翔》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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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邮报》登出这样的标题——此人是国家的累赘吗？——我想没有什么比这更糟了。
但是紧接着我的律师又打来了电话，他告诉我，马克·海耶斯说的马克·尼波里特要写的那本书实际上将由安德鲁·莫顿来写，即写作《戴安娜：真实的故事》的那个人。马克显然在伦敦已和他讨论了几个星期。马克·海耶斯所说的马克·尼波里特秘密录制的几十个小时的录音带就是那样派上用场的。他将其作为这本书交易的一部分卖给了安德鲁·莫顿。同时，马克还记了一本日记。
我们谁也不信会发生这样的事，居然有人会这样购买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感觉完全被出卖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家没什么糟糕得见不得人的事。但接下来让我们担心的是：马克·尼波里特可能会信口胡诌，捏造一些事情来回报他所获得的巨额酬金。
律师们说，阻止此事的惟一希望是把他告上法庭。而我们没有他签过名的保密协议，因此事情变得更为艰难。
真是天赐良机。大约一周后，露易丝到马克曾经住过的车库上面那套公寓去，在橱柜中原来装《自学法语》磁带的一个空盒子里，她看到一张空白的保密协议。起先她以为那只是马克留下的一张空白表格，以备他在某些场合为我们雇佣一些临时人员时使用，比如布鲁克林的生日派对。后来她注意到上面有一个传真日期，1999年11月3日，那正是我们解雇第二个保镖的时候。当时我们让他们两个都签了保密协议。尽管上面没有任何内容，也看不到任何字迹，但是她碰巧注意到一个缩进的签名。谁的？是马克的。律师们说立刻送给他们，接着就交给了法院。
律师并不十分乐观，但我说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我太生气了，非常生气。想想那个人，我给他假期让他去曼彻斯特看他父亲，而他却一直在为莫顿的书收集资料，回忆他能记得的为我们工作期间的每一件事情。英语中没有一个词能描述我对他的感觉。
6月23日，他在华林顿被捕。《每日镜报》把他描写成“一个私人保镖，他们夫妇的心腹”。
原来，警方为了死亡恐吓的事一直在调查他。他以“涉嫌怂恿死亡恐吓”罪被捕。
从那以后，人们开始告诉我马克·尼波里特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但他们当时都没想到要告诉我。这在当时也许没什么作用。那时，我们都相信没有马克·尼波里特的保护，我们大家都不安全。我记得有一次我弟弟说过，他觉得马克有点儿不对劲。而我什么也没做。
那件事发生在一天下午，克里斯琴把他的新女朋友露西带回家。克里斯琴说马克一直坐在大厅里看电视，他的“那个玩意儿”露在短裤外面。发生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我没有理会。我的意思是，我能说什么呢？“我本不想注意，但我还是看到了，你的肉和两样蔬菜挂在外面了，马克，你把它们放回去好吗？”
这样的事从9月份我们去法国南部的埃尔顿家度假时就开始了，那时他已经开始穿短裤。但回到英国以后，这事并没完。尽管已是寒冷的秋天，他上身仍然只穿一件羊绒衣。但我害怕让他不高兴，不敢冒险失去这位斗士，他会给我和布鲁克林挡子弹的，我真的害怕他会离开。那时我也许不喜欢他的着装方式，但他工作非常出色，不是吗？难道那不是最重要的吗？
他也许让我相信了他很擅长这份工作，但事实是他并不擅长。我现在知道了，真正的职业保镖所接受的教育是不要把他们与雇主的关系私人化。我还了解到如果警方对他的能力有信心，他们会悄悄地给他一支枪，但他们没有给马克发枪。最后一点，我发现任何一个自称是前英国空军特种部队的人都是假的。而且，如果他有那么好，他为什么会把自己出卖给安德鲁·莫顿呢？因为，毫无疑问，他将永远不能再干保镖这一行了。他之所以出卖了自己就是因为他已经完了。严格来说，作为一名保镖，你得擅于奔跑。我们爬贝弗利山时，他几乎赶不上我和大卫。说到那副眼镜——没有了它们，他比我更像个瞎子。我没有必要一直戴着眼镜——他却有必要。
马克·尼波里特被捕的消息是在一个下午传来的。当时我正在巴恩斯，在“奥林匹克”工作室的综合楼里和安德鲁·弗兰普顿一起制作我的个人专辑。我正在娱乐室喝着咖啡，这时我碰到了保罗·威尔逊和安迪·沃特金斯，即人称“绝对”的那两位制作人。
我并没有与他们接触谈论合作的事。因为洁芮离开演唱组、想自己出专辑时，许多原来与“辣妹”合作的人觉得他们应该做出选择，可以这么说吧。而“绝对”选择了洁芮。
因此这免不了有些尴尬。
“噢，你在这儿做什么？”
“噢，我在做我的专辑，你们呢？”
“噢，我们在做洁芮的下一张专辑。”
“噢，是吗？怎么样？”
“噢，很好。事实上洁芮一会儿就到。”
我感觉到他们正指望我说，哦，老天，可别让我看见她。
可我没这么说。
“噢，能见到她真让人高兴。专辑制作得怎样了？”
“噢，很好。没什么特别棒的情歌。但你知道洁芮，你不会发现洁芮唱出什么一流的情歌来，是吗？”
长话短说，我正在安德鲁的工作室里演唱一首自己的歌，大卫和布鲁克林也在那儿，还有另一个美国来的作者史帝夫·基朴纳。这时洁芮冲进了工作室，里面的正式录音间装有推拉门，她把门往后一推，走了进来，一下抱住了我。
说了一些“那么，你最近怎么样”之类的话以后，她说：“那么，你的第一张专辑，嗯？你终于开始了，这真太好了。别人说你不行你千万不要听。我知道我这么说起来很容易，因为毕业我已经拿了三个第一了，那确实让情况有所改观，但是别让任何人小瞧了你。”
然后她又冲过去，想抱布鲁克林，孩子当然根本不认识她。他一动不动。大卫直挺挺地站着，像一块木板。我也没有丝毫热情。我们一家人就像来自图索德夫人的蜡像陈列室。
虽然我们都一言不发，她却还在滔滔不绝，像个上了发条的玩具。
“上帝，托莉，你真瘦。当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瘦，可也够瘦的了。现在得注意你的体重了。”
终于，她明白了什么。
“现在我真的要走了，我觉得我打搅你了。可不能再打搅你了。”
然后，她挥手告别，走了。
7月8日不仅是“公园晚会”的日子，也是我弟弟克里斯琴的21岁生日。克里斯琴不喜欢进入名人圈，所以当人们得知我还有个弟弟时，常常很吃惊。他不喜欢抛头露面。他总是很腼腆。
小时候我们三个人总是像胶水一样黏在一块儿。经常有人走上前对他说：“你好，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我和露易丝总是脱口而出“克里斯琴”。我们总是代替他说话，把他指使得团团转。在很多方面，他都有资格获得一枚奖章，因为容忍我们。
即使是现在，克里斯琴还是很少与人交往。他一点也不像我和露易丝，他很有条理，爱整洁，是那种在圣诞节就为暑假出行预定票的人，他总能记得给浴室的小橱补充一些常备药。
我加入“辣妹”时，他才15岁，只是一个孩子。甚至当我遇见大卫时，他也还只是个孩子——我记得他惟一感兴趣的是大卫开的什么车。但当我“境外免税年”期满回国时，全家人的宝宝已长成小伙子了。
他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