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飞翔》第78章


数周的排练快要结束了,我真的害怕了。我们做了影像摄制的常规工作,也为“流行音乐排行榜”做了常规工作,但在数万名观众面前表演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说到宣传——电台采访、报纸采访、电视采访——车进,车出,我却很兴奋,我真不知道大卫怎么能容忍我的。
7月4日:去年今日是我们的婚礼;今年却一如往常,一刻不停地做宣传。那天晚上我们开了一小时的车去伦敦北边的一家健身俱乐部,那是我给大卫的一个惊喜,庆祝我们结婚一周年。我们在那儿做了时间允许的所有项目:面部保健、全身按摩,等等。第二天是大卫为我准备的惊喜——我们新家露台上的烛光晚餐——有点疯狂,因为那还只是个建筑工地,还要等几个月才能完工。他得买所有的东西:可加热的推车、桌子、椅子、白色台布、枝行大烛台、碗、盘子、筷子。由于他没时间亲自做每件事,我妈妈和露易丝得去把家具运回家。到家后,打开盒子,他们才发现是要自己安装的,所以他们打电话叫迪和戴尔来帮忙。我妈妈说有点像“挑战安妮卡”(BBC一台的一档游戏节目),拿着桌子的组装件、春卷、香槟楼上楼下地跑。但那么做是值得的。天气真好,我们坐在露台上,用五十支蜡烛照明,风总是把它们吹灭,但这太浪漫了。只有我们,俯瞰着花园,想像着完工后的样子。
三天后天气转阴,天气预报说天气会更糟,英格兰上空有暴风雨。尽管我们不会淋雨,但观众却没有避雨的场所。
会有人不怕麻烦来观看吗?
尽管我很紧张,这是我记忆中最紧张的一次,但当音乐会开始,特拉维斯(苏格兰的摇滚乐队,又译“崔维斯合唱团”)唱起《为什么总让我淋雨》时,甚至连我也大笑起来。事实上没下雨,但是云层却越聚越厚。
我在骑士桥的曼登林旅馆做好发型,化好妆。到后台时,我才见到其他人。
看着我们前面的乐队在表演,我庆幸我们已改了装束;似乎所有的女孩子——从“台阶”到“真命天女”——都穿着桌布式的上衣。
在我们前面表演的是“野人花园”,这是两个澳大利亚来的男孩。此时我已紧张到连厕所都不要去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在惊慌中,我听到他们正在唱奇怪的歌词,像什么直到你受伤后才知道珍惜爱情,直到你失去了才知道你曾拥有什么,你的家人比什么都重要……
然后就是我们了。戴恩先唱《烦扰》。我能看到的是,舞台上到处都是电线、电缆、坑洞。我一直在想,千万别跌倒了。戴恩和他的伴舞、我和我的伴舞、加上安迪和约翰尼上了台,大概有二十四人。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舞台上,人显得特别多,尤其是你都没机会去排练。当然其他乐队也没有排练。
然后我走出来,听到了巨大的声浪。舞台高出地面大约十英尺,我往下看去,看到的是成千上万只脑袋。我以前从未在这么多人面前表演过,甚至连“辣妹”演唱组也没有过。
就在台下站成半圆形的摄影记者中间有一张我非常熟悉的脸在向我微笑,多迷人的微笑。他向我眨了一下眼睛,举起那台便携式摄像机。这时音乐响起来了。
第二十四章 漫步“绿野仙踪”
身穿未来派的白色皮装,金色的腰带,一头亮闪闪的飘洒的长发,胳膊上有一道条形码——那是凯琳——她像往常一样为我化妆——从一只塑料包上剪下来的——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成了第二天早上的头版新闻,从《观察家》到《世界新闻周刊》。大多数都是非常积极的报道,只有一两家说我在假唱。
该死,我当然要假唱。这是一支舞曲,为了让它听起来更像一支舞曲,你得在你的声音上加些电子效果。每一支舞曲都有——包括《斯皮勒》。现场演唱时谁的声音听起来会是那种样子?而且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乔·米克——我爸爸曾是他的签约歌手——发明了混响录音,曾在他好莱威公寓的洗澡间里为约翰·列顿(英国歌星)录了音(《约翰尼记得我》,1961,你们这些喜欢收集流行音乐的人知道吗?)。现在他们在计算机控制台上做。你怎么看雪儿(美国著名歌星)的歌呢?就连麦当娜也在她的最新专辑中把她的声音做了处理。
而且我刚开始做这首歌时,就知道我要加入许多舞蹈。
如果你看看那些伟大的艺术家,比如珍妮特·杰克逊、迈克尔·杰克逊、甚至连布兰妮·斯皮尔斯(美国红歌星,俗称“小甜甜”),他们跳舞时并不现场演唱。为什么他们不直接把他们想说的意思说出来,即“‘高贵辣妹’不会唱歌”?在“辣妹”演唱组时,每一场演出我都现场演唱——104场。我总得强调“是的,我会唱歌”,对此我已经厌倦了。但是我的专辑会证明那一点。
媒体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表演挑不出其他毛病,而表演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那可不是像根木头一样站在麦克风前面的事。表演是歌迷想要看的东西,就我而言,他们从我这儿能看到的就是表演。
因为那就是我,一个表演者,一个训练有素的舞者,而以前我一直没能展现出来。
大约八点半时,我和大卫回到曼登林旅馆,和戴恩以及他当时的女友喝了一杯。我们在等我的家人来,我们要一道去米利贝拉庆祝克里斯琴的21岁生日。“科尔斯”演唱组也在那儿。那一周他们事实上拿了第一,因此我和大卫走过去向他们祝贺,并和他们喝了一杯。九点半左右,我的家人到了,我们就离开了。
第二天早晨,我接到我的公关助理卡罗琳·麦卡蒂尔的电话。“那么,”她说,“昨天晚上有些喧闹,是吗?”
我说,“怎么讲?”她告诉我,她一夜没睡,处理报界得到的一则消息,说我和大卫在曼登林旅馆呆了一夜,我们吵得很凶,在房间里乱扔东西。其他所有的客人都抱怨我们在那儿开派对。后来我们如何被赶了出去。卡罗琳告诉报界,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并竭力让他们不要登报。
卡罗琳工作很努力。她过去为范思哲工作,穿着非常时髦,很会处理公关方面的事务。要是没了她,我真不知道会怎样。不论是我、大卫、我父母,还是露易丝,这都不重要,只要是跟我们家有关的事,她都尽力帮忙。露易丝开始做模特,做电视工作的时候就是卡罗琳帮她联系造型师,签合同。
但报界为什么要编这样的故事呢?他们简直是纯粹和我过不去。我真不能忍受。更糟糕的是,我、大卫和布鲁克林计划好第二天飞往马略卡岛(位于地中海的西班牙小岛)度假一周。一切都是用假名字预订的,但前天我们不得不告诉航空公司我们的真实姓名——这是法律——而那儿的某个人却决定拿起电话来将此事告诉了媒体,借机挣几百英镑。
阿伦·爱德华兹打电话来告诉我说新闻界掌握了所有的细节。他是另一个该获奖章的人,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且不仅仅是有麻烦的时候。说到我的个人专辑,他从一开始就支持我。我们付他多少钱都不够。(只是开个玩笑,阿伦。)
为此我取消了旅行计划。因为我们将要住的不是一家私人别墅,而是理查德·布兰森(维京公司总裁)的“瑞斯丹莎”旅馆。任何一个摄影记者只需花上一顿饭钱,就可以走进大门,把我们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很偶然地,那天早晨我们在哈罗兹给伴舞买香槟时,穆罕默德·阿尔·菲耶德(英国哈洛德百货的老板,英超球队富尔汉姆的主席)说,如果我们想离开一阵子,可以住在他在圣特洛佩(法国的旅游度假胜地)的家里。
我给他打了电话。
两天后,我们到了圣特洛佩,但是什么事都不顺。开始是我们的航班被取消了——我们在希思罗机场呆了一宿。
太好了。
穆罕默德·阿尔·菲耶德在圣特洛佩大概有五幢房子。
我们呆在一所他为客人准备的房子里。真是个不错的地方——有厨师、有你可能会需要的一切,只是游泳池边缺一个可以放婴儿的安全的地方。所以每天在我给律师打电话的两个小时之内,大卫只能不停地跑来跑去护着布鲁克林以免他撞到玻璃桌、或是溺水。我和律师谈的是在马克·尼波里特案件中牵涉到的每个人的书面陈述。
第二天,穆罕默德·阿尔·菲耶德打电话来,说他的孩子们很想见我们,问我们能否到他的游艇上与他们共进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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