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上香锦蔷薇织》第7章

罗衣。身外是露浓花瘦，心里是默默温情。
岂料有人走来，她于匆忙惶遽之中落下了金钗，泄露出了怯怯的姿态。这是少女天性里的矜持，它时时都会得到体现。有的是蓄谋的勾引，有的是天然的娇羞。无论哪一种，它都需要感情，丰沛的感情作为诱导。无奈她的心里暗涌激流，她到底还是再一次回眸为偷觑那少年的风神。倚门嗅梅的静默表象之下是激流暗涌。
我始终相信缘分。人与人之间都有冥冥之中注定的关联。男人，女人，那一对的人。他不一定是最早出现的那一个，但一定是恰好出现的那一个。你的能量正好，他的磁场正好，你们的共振正好。那么，事就这样成了。妥妥当当。但是这很难，非常难，却被李清照遇到了。时光待她不薄。
关于这二人的缘，当然可以写成一本爱与生的大书。两人命理的路数在这个爱情事件里异常清晰明朗。当时，李清照颇享词名，笔下佳作在士大夫中间流传甚广。当时依然是太学生的赵明诚自然对李清照的才情有所耳闻。时间是良媒，那一字一句意深新雅。所谓“文如其人”，赵明诚不自知地便将这才华横溢温婉多丽的小女子印进了心里。
后来，赵明诚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他确认对于李清照的爱，单纯明确，并且义无反顾。赵明诚当时对李清照的倾慕早在古人的记载当中就已显露无遗。元代伊士珍所著《琅嬛记》里便记载一则关于赵明诚的故事，美其名曰“芝芙梦”。
赵明诚幼时，其父将为择妇。明诚昼寝，梦诵一书，觉来唯忆三句，云：“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以告其父，其父为解曰：“汝待得能文词妇也，言与司合是词字，安上已脱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谓汝为词女之夫乎。”
这是一剂谎言。他的，关于她的。我们的，关于意念里的。都是爱的。赵明诚做到了，他让谎言比传奇更为动人心魄。甚至，他将它变成了一道恒烈的光，以至于此时此地，读来依然觉得浪漫，觉得温暖不已。
故事的真假虽已无从考证，但也不会是空穴来风。它之所以被流传，自然有它的道理，也定然有它的来头。而于此，赵明诚对李清照的倾慕已经一览无余。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初见。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一生的幸事，它带来的光辉足以照亮余生里的漫长与冀望。他们这一刻都成了时间的宠儿。
自古中国人有门当户对之说，而匹配的意念至今尚蓬勃旺盛。只是这匹配的意思已然不是单纯的“门当户对”。
赵明诚之父赵挺之此时是当朝吏部侍郎，官居三品。赵挺之因政治才能出众，为地方官时便政绩突出，因此官职升迁迅速。而李清照之父李格非此时官居六品，在朝廷担任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行狱。李格非虽然不及赵挺之的官品高，但亦是朝廷要职。因此，不看新旧党争带来的始端，两家也已经算得上“门当户对”。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李清照与赵明诚拥有相投的志趣与匹配的才情。赵明诚，他虽然贵为当朝高官赵挺之的三公子，却丝毫没有不学无术的纨绔之气，且才华横溢，并十分热爱寻访收集前朝的金石碑刻和文物字画。在李清照嫁与赵明诚之后，夫妻两人便共同致力于金石碑刻和文物字画的寻索收藏的事宜。这也成为夫妻二人婚后生活里最为郑重的事情，如同一场绵延不绝的盛大仪式。
虽然“门当户对”的说法并不能得到世人坦诚的认可，但是我们始终都不能否认更深层次的“门当户对”的必要性。虽然异境殊途里的情意总是更能博得世人的感善之心，但它的稀贵、偶然性以及不具代表性却是横亘于这嚣浊尘世的一个不争事实。
“有的心情你不会明白的。有时候过了五分钟，心情就完全不同了。生命的很多事，你错过一小时，很可能就错过一生了。那时候我只是做了，并不确知些道理。经过这些年，我才明白了，就像今天一样，你住在这个旅馆，正好是我服务的地方。如果你不叫咖啡，或者领班不叫我送，或者我转身时你没有叫我，我们都不能重逢，人生就是这样”。
这是林清玄的话。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身上没有尘埃的男人。他仿佛始终都能站在一个洁净通透的空间里顿悟人生里最深刻却也是最朴素的道理，给予我太多启示。于是此时，我想起来这段话。如同李清照和赵明诚的初相见，仿佛带着宿命的意味。
如果人寿终正寝之时仍旧愿想，怕定是要应了纳兰性德的那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
愁千缕
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
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
倚遍栏干，只是无情绪。
人何处？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
——李清照《点绛唇》
她在这个时刻不得不千缕柔肠断。距离成为魔障，比孤独更加面目狰狞。她觉得这世间风景这一刻不过都只是折损希望的肃杀。女儿的伤婉心思再一次将她覆没。惜春春已去，目前只几点潇潇催花雨，离愁更甚。无可奈何花落去，始共春风容易别。
独倚阑干黄昏后，只是无情绪。那是一种孤绝境地的自欺欺人，带着更深刻的寂寞与恐慌。独自一个人孤单，思念一个人更加孤单。这是不错的话。她在自欺欺人的假装漠然里一如既往地等候，候着远方的离人。那一种无期无果的望，是一种不知“人何处？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的惶然。
李清照的这首《点绛唇》“简当”清丽，却是感人至深。《续选草堂诗余》里说到：“草满长途，情人不归，空搅寸肠耳。”陈廷焯在《云韶集》里对此词也颇为赞赏，他说：“此词”情词并盛，神韵悠然。“这也正是李清照的《漱玉词》最大的特点，情词并盛。能做到这一点的词人，不过寥寥。
李清照写作这首《点绛唇》的时候正在经历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一次变故。因“元祐党人”事件，此时的她很有可能鉴于压力无奈之下回到山东章丘明水镇的老家。因此，她经历了婚后第一次与赵明诚的异地分离。爱别离。这对她来说，对他们来说，都是一回劫。
关于这一次“元祐党人”事件，《宋史》当中有详细记载。王安石变法集团是典型的改革派，属于新党。而苏轼等人则是反对王安石新政的一派，被称为旧党。元祐末年秋，亲睦旧党的高太后去世之后，宋哲宗亲政之后，新党得到重用。于此，新党开始借机极力打压旧党中人。苏轼、秦观、黄庭坚、张耒一干人等均遭到贬谪。后来，宋哲宗之弟宋徽宗即位之后受到新党领袖蔡京的影响，再次推行新法。对旧党的打压加剧恶化，以达到彻底铲除的目的。蔡京也因此得到重用，被提拔为宰相。
赵明诚之父赵挺之那时是当朝吏部侍郎，官居三品。赵挺之因政治才能出众，地方为官时便政绩突出，因此官职升迁迅速。而此时，赵挺之因是蔡京的坚定支持者，于是赵挺之青云直上，官居副宰相。
读《宋史》时，对《赵挺之传》印象深刻。里面便有一段苏轼对他的评价。他说：“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可见苏轼对赵挺之颇有微词。虽然不无道理，但是因为苏轼与赵挺之本就是从属两个政治集团，所以苏轼对赵挺之的评价并不具备客观性。
赵挺之属于王安石的变法集团，是典型的改革派，属于新党。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因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且与诸多苏门弟子有深厚来往，也受到牵连。被定义为“元祐党人”。作为“元祐党人”之女的李清照自然难逃干系。
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九月，朝廷有昭告要求，“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及有服亲为婚姻，内已定未过礼者并改正”。赵家虽非构成皇族血脉的“天水赵氏”，但赵挺之心有攀附之意，常自称“天水郡赵挺之”。而此前，李清照因父亲李格非遭难向赵挺之求救不得，对其上诗曰“炙手可热心可寒”而与赵挺之产生隔阂。所以，此时因这种种微妙的牵连，秉性凛冽的李清照极有可能独自回到了明水老家。
有一些人容不得内心有一丝的杂质。他们需要将自己的生命质量维持在一定的清洁度，以此才能带来长久的生。这是他们即便遭遇坎坷、波折、灾难也不能摒弃的原则。李清照便是这样的人。她甚至因这羁绊，愿意为之付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她与赵明诚面对第一次分离，是她内心使然，又或者是唯一的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