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第70章

回忆起前一年的招待会也因猪湾事件而遭到了破坏，不禁苦笑着说，“我决不再举行另一次国会议员招待会了。”
戈德堡、赫勒和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同事克米特·戈登全到我的办公室来，和我一起讨论了第二天发表声明所需要的材料。经济顾问委员会和劳工统计局通宵搞出了必要的数据，说明钢铁工业何以不需要涨价，以及涨价会如何危害到全国。在国会议员招待会上，总统同来宾谈笑风生，握手言欢，在应酬的间隙中，他又同副总统、参议员戈尔以及随后到达的戈德堡和我商谈了行动步骤。在这以前，他还通过电话几乎是道歉地告诉了戴维·麦克唐纳。麦克唐纳向他保证，钢铁工会会员不会认为总统是故意欺骗了他们。
第二天，星期三上午的早餐记者招待会，几乎完全集中在钢铁涨价的问题上。阿瑟·戈德堡也出席了招待会并告诉总统他打算辞职，他无法再对任何工会宣传工资要求应有所克制了，而且他希望公开承认自己失职，以致使总统遭到这样的侮辱。总统压下了这个请求，他最后还同意延缓自己向国会提出采取立法措施的紧急咨文，而集中力量利用记者招待会开始时发表的那篇声明来动员舆论。
阿瑟·克罗克写道，总统“一定要到他的职责、国民以及他本人受到根本性的触犯这种罕有的时刻，才会勃然震怒”。这一次就是这种罕有的时刻。由于我面前摆了许多经济数据，由于其他钢铁公司把价格提高同样数目的消息不断传来，还由于总统和司法部长两人都作了大量的修改，那次记者招待会开始时发表的那篇声明是写了又写的。每一份新的修订稿却更强烈地反映出总统那种完全铁面无情的决心，即要使钢铁工业界和公众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这篇声明直到我们乘他的轿车前往国务院礼堂去时才完稿。
当他宣读这份声明时，他的声音是冰冷而镇定的，听起来很象当年罗斯福指控日本人偷袭珍珠港那样冷静，而不象某些不在场的人事后所说的那样，是“怒不可遏”的样子。
美国钢铁公司和其他一些主要钢铁公司同时采取了相同的行动，把每吨钢的价格提高了六美元左右，这是一种毫无理由的、不负责任的无视公众利益的行为。
正当在我国历史上的这个严重时刻——我们在柏林和东南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我们在致力于经济复兴和稳定，一连几个月我们都在要求后备人员离开家乡和家庭，要求军人冒生命的危险，在过去两天内就有四个人在越南牺牲了，同时我们还请求工会会员压低工资的要求——在我们正要求全体公民有所克制和作出牺牲的时刻，一小撮把追求个人势力和利润放在公共责任感之上的钢铁公司经济人员，竟然如此蔑视一亿八千五百万美国人民的利益，对此情况美国人民同我一样，是很难予以接受的。
我坐在听众席上，当总统继续讲下去时，我听到周围一些新闻记者倒抽了一口气。
如果钢铁工业的其他公司也效法它们提高价格，而不是撤销这一涨价，那末所有的美国家庭……企业主和农场主的……大多数项目……的费用都将提高。这将严重地妨碍我们为了防止通货膨胀螺旋形上升而作的努力，……使美国商品更难在国外市场上竞争，更难抵挡外国进口货的竞争，从而更难改善我们的国际收支情况和制止黄金外流。……在我们国家中，价格和工资的决定，除了在出现垄断和全国紧急罢工的情况下进行非常有限的限制以外，一向是而且也应该是自由地私下作出的。但是美国人民有权期望，作为享受这种自由的交换条件，大企业对它们国家的福利应表现出比过去两天所表现的更大的责任感。前些时候，我要求每个美国人考虑，他将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我也要求钢铁公司考虑这一问题。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我们得到了他们的答复。
上文中加着重点的话是总统在举行记者招待会前加到声明中去的，或者是在发表声明时自行插入的。他坚信，不那么尖锐的话只会为人们注意到、作出答复，随后便被忘却。
声明还列举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详细的事实，说明钢铁工业不涨价仍具有强有力的经济地位，涨价将会造成广泛的损害，以及政府各部门全已经在调查这一事件。接着，他用同样严厉的语言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例如：
……在过去几小时内所有的公司都搞突然袭击……几乎一致地提高了价格……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竞争性的私人企业制度经常采取的做法。
总统甚至在回答有关军人家属和越南等与涨价无关的问题时，也把它们与钢铁公司的涨价行动联系起来。从这次记者招待会以后，他在这场斗争中掌握了主动权。
但是当我们回到他的办公室讨论局势时，一些公司接连不断地匆匆忙忙仿效美国钢铁公司的涨价，使撤销涨价的希望又蒙上了一层阴影。然而，他决心斗争到底。他要我在第二天一早为他在内阁会议室召集一次会议，以协调需要采取的或已经采取的各种行动，其中有一些行动是在前一天晚上着手的。
第十四章　反通货膨胀——钢铁价格的争端（2）
若干天后，当这场斗争已全部过去，几个共和党人——他们在这场斗争期间一直谨慎地保持沉默，既不表示赞同涨价，也不表示赞同总统的反对涨价——把政府的这些努力称之为“过分的反应”，“专横”和“行政上篡权”的实例。罗杰·布劳说到“报复性的攻击”，还说，“在美国历史上，过去从未调动过这么许多联邦政府的力量去反对个别工业部门。”显然，当时是有一种动员和危机的气氛，但大都是表面的而不是真实的，它是以言论而不是以行动为基础的，是有意识地希望促使他们撤销涨价的决定。但是一旦战火平息下去，大家应该全明白——正如星期四早晨在内阁会议室开会的那批人早已明白的那样——政府可以采取的具体行动只是两个相当温和的步骤，既不是“非法的强制”，也不是“无节制的报复”。
首先，国防部谋求履行它对纳税人的职责，按当时最低的价格购买钢铁。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向总统报告说，钢铁工业的行动可能会使国防费用增加十亿美元。这并不如广泛报道所说的，仅仅是由于钢铁价格的上升——这在总数中只占一小部分——而是由于紧跟着钢铁涨价，所有其他经济部门也将提高成本。麦克纳马拉曾作出指示，“为了使钢铁涨价对国防费用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要研究利用代用材料，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改向没有涨价的钢铁公司去购买国防生产所需要的钢铁”。
任何一位谨慎的钢铁消费者都会采取同样的做法。在布劳晋见总统以后，总统召见了麦克纳马拉讨论这个办法。国防部长强调了自己的这种意图，宣布同没有涨价的很小的卢肯斯钢铁公司订立北极星装甲钢板合同。他注意到，美国钢铁公司和卢肯斯钢铁公司是这种高强度钢材的仅有的生产者。总务行政管理局、国际开发署和其他机构也打算作出类似的声明。但这不是一个强大的武器。就其本身来说，并不足以说服少数没有参加集体行动的公司不去加入涨价的行列，而且等他们一宣布涨价以后，这个武器就完全无用了。事实上，给予卢肯斯钢铁公司的奖励是在这一斗争行将结束时才宣布的。
其次，司法部谋求履行它的执行法律的职责，要着手调查许多公司在完全不同的财务情况下，同时宣布作出一系列同样的涨价——这既非由于成本增加，又非由于需求增加——这是否反映出正常的自由市场的活动、还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一种共谋或垄断。不论答复是什么，我很怀疑在钢铁工业长期密谋操纵价格的情况下，任何一届政府的任何有自尊心的反托拉斯司竟会袖手旁观。在一个竞争性很强的行业里，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在提高价格时深信所有其他公司实际上都会紧紧跟上。联邦贸易委员会曾于1951年命令钢铁工业停止某些垄断行为，这次它也宣布要重新开始对钢铁工业进行调查。一位著名的学者称赞总统的行动说：“钢铁工业并非真正是个竞争性的市场，而是一家大公司。”反托拉斯法的一位主要教授写信给我们说：
在严密的垄断组织里，领头定价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不是露骨的。它们习惯于共同行动，担心遭受歧视，同时又不存在潜在的新竞争者。……法院行使谢尔曼法的潜在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