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第53章

天，船到上海，英国人开来两条兵舰救康有为，可是没人认识康有为。正好袁励准在船上，经他指点，我才能死里逃生。我跟袁励准近三十年不见了，这次故人重逢，在座的有大画家溥儒，当场画了幅英舰援救图，我还题了字。当时大家都说再见到近三十年不见的老朋友，真值得庆祝，没想到才过了一天，就见到你这位近四十年不见的老朋友了。我们也该庆祝一下。怎么样？等我到礼堂先向余法师行个礼，如蒙赏光，我们就到附近吃个小馆。“”承蒙康先生赏饭，是我的荣幸。不过今天庙上备有素席，我们就在庙上吃吧。现在时候也近晌午了，先陪康先生行礼吧！“礼堂设在一个想不到的地方——庙上最后一进的藏经阁。原因是余法师生前说他读书没读够，死后盼与书为伍。庙上的人为了成其遗愿，就把他供奉在藏经阁。阁前有百年古银杏一棵，枝干搓丫，荫覆半院。阶前有两株西府海棠，也两百多年了。当年大诗人龚定盫有一天整理旧物，发现一包这两棵海棠落下的花瓣，他感而有词，写道：人天元据，被侬留得香魂住。
如梦如烟，枝上花开又千年。
千年千里，凤痕雨点斓斑里。
莫怪怜他，身世依然似落花。
这位天才横溢的大诗人死后六十年，余法师“身世依然似落花”的魂归古庙；他死后二十六年，他当年的小徒弟与一饭之缘的康有为，并肩而至，来向他行礼了。
饭厅还是当年的老样子，方形红漆桌仍旧简单而干净。墙上谢枋得的绝命诗还在挂着。从焦黄的纸张与墨色看，已经无从断定它的年代。当年余法师说它是一百年前庙上一位和尚写的，如今再加四十年，对它也没什么。这庙里到处都是古物，一百四十年的，又算老几？岁月只有对生命有意义，一旦物化，彭殇同庚、前后并寿，大家比赛的，不再是存在多久。而是存不存在。
一幅字挂在那儿，就象征了它的存在；海棠在生意婆娑中存在；佛经在烛照香熏中存在；古碑在风吹雨打中存在；而庙中那最古老的两个莲瓣形的青石柱础，更在千年百眼中存在。建悯忠寺时代的所有建筑，全都不存在了，只剩下这两个石础，令人据之想像当年。从它们巨大的尺寸和精美的雕刻上，人们想像到古庙的盛世，千百年后，只留下两个石础，从个体存在中凭吊它们整体的不存在。
如今，余法师个体不存在了，但是他“若亡而实在”，在饭厅中，他一直是他当年的小徒弟与康有为的活题。 康有为问：“余法师到底怎么死的？我只依稀听说他死在庚子拳变里，并且还是死在庙门里，其他都不清楚。十力兄你一定清楚。”李十力点点头。沉思了半晌，才开口说话：“我师父死得很离奇，直到今天，我还无法清楚全貌，但是也连接得有了轮廓。
“记得三十八年前康先生见到我师父那年，他正四十一岁，那时他已做了十一年和尚了。他三十岁出家。三十岁以前的事，他绝口不提，我问他，他有一点凄然，只是说："我三十岁以前的历史，有一天你会知道。"师父平时修养功深，总是平静和煦，可是问到他的过去，他就皱着眉头不愿说，那种平静和煦，好像就受到很大的干扰。后来我就想，师父年轻时一定受过一次大刺激，才会看破红尘，出了家。那次大刺激一定很大很大，所以他虽然出家十多年，一提起来，还面现不安。那次大刺激直接跟他的死有关。直到师父死后，我才衔接出完整的真相。得知以后，我非常感慨。
“记得三十八年前康先生和我师父在这桌上吃饭那一次吗？吃饭时我师父只把蛋给康先生和我吃，他自己不吃。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出家人吃全斋，所以连蛋也不吃。当时我插嘴说我和师父一样是出家人，我也最好不吃蛋。但师父说我还年轻，需要营养，该吃蛋。并说我那时年纪大小，还不能算是正式和尚。我问那我什么时候算，师父说你不一定要算。我问为什么，师父说因为你不一定要在庙里长住。当时我紧张起来，问师父是不是有一天可能不要我了。师父说，不是，当然不是。师父说他只是觉得，做和尚的目的在救世，救世的方法很多，住在庙里，并不一定是好方法，至少不是唯一的方法。那时候我十六岁，十年以后，师父叫我出外做一件重要的事，我就离开庙里了。
“什么重要的事，康先生一定很奇怪。原来我师父虽是义人余家的后人，可是从小就喜欢活动，喜欢结交江湖中人，在外面混。他出家后，跟人说他一直住在北京，是有所隐讳的，事实上，他十五岁就离开北京，到了南方，并且加入南方的起义阵营——太平天国。由于他小时候念过些书，粗通文墨，便被"长毛贼"看中，做了石达开幕中的小师爷。太平天国内讧，石达开出走，他也一直追随。后来到了四川，日暮途穷。石达开被俘，他流亡返回北京，后来便在法源寺出家了。”“真没想到余法师是"长毛贼"，并且跟石达开有那么亲近的关系。”康有为插了一句。
“更没想到的是，他跟石达开仅存的女儿有过一段生死恋，可是传说在官兵打来时，他对石小姐见死不救，以致被大刀王五他们看不起，但是谁想到三十年后，他却勇敢的义救王五，被义和团暴民砍死在法源寺这里的石阶上。他含羞忍辱三十年，最后用行动证明了他的伟大人格。”“真了不起！”康有为赞美着，“可惜余法师年纪大了、死了，不然的话，他也许跟你走上同一条路。”“是吗？”李十力怀疑着，“我看我师父如果肯出来，他走的路，可能是康先生这一条——他毕竟是与康先生同一时代的人。”“你不和我们同一时代吗？”“不瞒康先生说，我不跟你们同一时代，你们把自己陷在旧时代里，我却比较能够开创新时代。例如我参加革命，辛亥革命时，我就正在武昌从事奔走。可是，辛亥革命下来，发现中国还是不行，革命革得不彻底。要救中国，只有再来一次新的革命。 新的革命，是共产党的革命。你康先生是自己人，在你面前，我不必隐瞒，但请代我隐瞒，我在五年前，就参加了这种革命了，那时我四十九岁，做为革命党，年纪好像太老了一点，可是李大钊说我参加过辛亥革命，如今又参加共产党革命，这种转变与进步，有示范的意义，因此也欢迎我加入。 我现在就在北方做地下工作，表面是北大教授，骨子里却是革命党。不过，不论教书或革命，都是把自己抛到外面的工作，都是一种尘缘。尘缘久了，我就到庙里来灵修几个小时。
“我每次回到庙里，就像回了家、回到自己的世界、回到我同我师父的世界。我喜欢法源寺，喜欢过庙里的清净生活，我就希望我能终老在这里，不再到外面去。但是，清净不了几个小时，外面就有一股力量吸我出去，里面就有一股力量推我出去。那股力量来自佛法的正觉、来自我师父的督促、来自我内心的呐喊，使我谴责我自己，叫我不要到法源寺来逃避。 法源寺不是避难所，法源寺是一个前哨、一个碉堡、一个兵工厂。 虽然我那么喜欢去做杨仁山，去弘扬佛法，但是，我自己永远无法只做庙里的人，没有自己的参与，弘扬又怎么够？ 有时候，参与就是一种最好的弘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地狱外边弘扬十句，不如朝地狱里面迈进一步。二十八年前，谭先生为这种佛理做了最伟大的先行者，他为走改良的路而死，却以身首异处，指示我们此路不通，要走革命的路。 十五年前，我参加了辛亥革命；五年来，我又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从第一次革命到第二次革命，我从三十九岁参加到五十四岁，做为革命党，我有点年纪大了，但是，我无法停止，我好像不革命就没把一生的事情做完。我希望我能尽快把第二次革成功，革命成功后，我告老还庙，完成我在法源寺终老的心愿。 不过，看到国家局面如此，我想我的希望恐怕太奢求了。也许有一天，我不能老着回来了，如能死着回来，那便像袁督师那样能在庙上过个境，我也于愿已足了。”听完李十力的这番话，康有为沉思不语。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院中的丁香，别有所思。半晌过后，他转过身，直视着李十力：“戊戌前后以来，快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做的，不是你们流行的革命，而是改良。但在西太后那些人眼中，其实与革命也差不了多少。革命就是我们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