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47章

1985年初，我开始进行中非共和国艾滋病病毒的工作。中非同扎伊尔和苏丹接壤，人口约240万。1976年我追踪埃波拉病毒时，也是在这个国家。当时我企图从它同扎伊尔北部边境接壤地入境，未能实现。这次我改道而行，假途该国首都班吉。我只能假定1976年时用来堵塞通道的那些树障都已清除，那些不能用的废旧渡船也已更换一新。
此行主要同伙是班吉市巴斯德研究所的所长阿兰·乔吉斯。法国已斯德研究所在大部分前法属殖民地国家里有一个实验室网络。这个实验室是其网络中的一个，阿兰长着典型法国人的枯叶色头发，精力充沛、热情洋溢，他平生的愿望就是把自己所办的事办好。他爱吃，所以烧得一手好菜，而且是十分在行的评酒专家，专评好酒；背上氧气瓶、套上面罩的话，他就是个同谁都能比个高下的潜水运动员了。他一直在非洲工作，目前在加蓬。他的攻关项目是艾滋病病毒和病毒性出血热，这两项原是我们俩的共同爱好。
1996年开春不久，有些病人从一头死去的黑猩猩身上感染了埃波拉病毒，负责分离提取病毒的就是阿兰。阿兰一接手工作就认定疫情，立刻动手，用不着治一等二望三，就把疫情遏制住了。在我们展开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很快认识到艾滋病病毒已经光临中非共和国。1985年4月里，我们同在班吉。当时我问过阿兰是不是愿意操办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主办、在中非共和国召开的非洲艾滋病会议。在他表示原则上同意后，我给在日内瓦的法哈里·阿萨德发了一份电传，建议1985年10月份举行一次艾滋病问题的工作会议。也就是说，排在已经要排好在欧洲召开的另一次会议的前一个月，法哈里并不反对。为了扩大会议的参与范围，我们决定除了欧洲和美国的与会者之外，还邀请16个非洲国家的代表，我们打算让会议成为讲坛，借此让有关研究艾滋病的信息广为传播，也让不是非洲籍的科学家们听听艾滋病阴影笼罩下的非洲生活的真实情况。世人（包括科学工作者在内）不借异域实况、缺乏地理知识的为数不少。让大家了解该疫病流行的情形对于事态发展只会有利而无害。来到非洲的西方科学家对非洲的想象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是一个方面，中非共和国也可以因此而睁大眼睛见识见识外面世界，这是另一个方面。中非共和国可说落后之极。就是在非洲范围内，也是数一数二的贫困国家。1979年以前，它一直处于让·贝德尔·博卡萨皇帝的淫威统治之下。皇帝陛下加冕典礼一次就挥霍了千百万美元。他仿效拿破仑，自立为帝，宣称他的国家为帝国。在被废黜驱逐出境之前，他极力搜刮全国已然贫瘠之至的地皮，杀害他的对手，甚至生吃其人。非洲本以暴君多面恶名远扬，博卡萨更是众恶之翘楚。
说外表上看来，她只是个小小个子的可爱女人。我则同希拉米切尔搭档，仍在班吉各类人群中继续调查。
班吉位于乌班吉（Ubangi　River）河岸，既是主要口岸，又是商业中心，人口为34万。我们调查的重点人群之一，就是所谓的“自由妇女”，像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扎伊尔的那玛及其同伙那样的女人，都属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随意卖身者。这些自己解放自己的卖身女人，在班吉成群居住于城墙根外圈，一眼看去，就能认出她们来。我们找上门去时，听说我们保证保密，决不在调查报告里引用她们名姓，她们便表示愿意合作。
她们出卖肉体的场所说来可怜，例如，一辆德国大众小货车的残破车身，弄几块硬纸板垫垫，再在窗口档上几条破布烂衫，就成了小小一块外人勿问的隐私地了。多亏当地有个医生定期给她们检查，我们调查过的都在其中。所以，我们开导她们、提醒她们、告诫她们所冒的风险时，就容易多了。对我们来说，循迹觅踪，进一步弄清感染的层次也较为轻松容易些。早在1985年，这些卖身女子，已有40％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对这个数字，我们认为过小，怕只是整体的一鳞半爪而已。
那年盛夏，法哈里找了几个人商量由谁来牵头在日内瓦搞一个防治艾滋病的重点项目。防治的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我提名乔纳森·曼。自从“西达”项目上马以来，他已经在扎伊尔打开局面，很有声势。我以为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10月份班吉会议时，法哈里有机会同乔纳森会晤，可以当面听听乔纳森的意见。不出我所料，两人一见就很投机。可是对法哈里问他是否愿意搞一项世界卫生组织的艾滋病项目，乔纳森却没有立刻同意，只表示愿意帮助法哈里为这个新机构出点主意。后来乔纳森还是出山了，担任筹建和领导这项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性艾滋病项目的工作。这项工作在随后五六年里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对付艾滋病的其它同类项目所无法比拟的，法哈里才大寿短，两年后突然英年早逝。这个项目也就成了他留给世界卫生组织的最大遗赠。
在此期间，同行间争沦得如火似茶的，还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班吉定义”。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用它作为判定艾滋病病例的文字依据。根据众代表多年来临床经验所得出来的综合性条文给艾滋病下了定义，得到一致通过。实践证明，这个定义是行之有效的，它是判断艾滋病在非洲流行的范围的可靠工具，尤其在没有试验条件的地区，作用更大。此项定义的主要内容，如长达1个月或一个月以上的发烧不退，体重骤减，减幅大于10％，泻痢久久不止等等，还有若干次要症状，如肺结核所具有的一些特征，连续反复性的疙疹病毒感染等。
出席这次具有奠基意义的会议的科学家中，有的是非欧两洲研究艾滋病的权威和头面人物。凑巧的是有两位弗朗索斯，而且都来自巴黎。一位是姓巴雷一西诺西（Barre一Sinoussi）的弗朗索斯，另一位是弗朗索斯·布伦一韦齐内特（Brun一Vezinet）。在艾滋病研究领域里，巴斯德研究所的巴雷一西诺西·弗朗索斯当之无愧地为关键人物。她的逻迄知名也是理所当然。她是卢克·蒙塔温教授（Pro。Luc　Montagnier）实验室的工作人员。1983年时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艾滋病病毒的科学家。当时传媒炒作炽热，广告和报道不分，大做“发现”艾滋病病毒的生意，反而淹没了她的学术贡献意义。我事后了解到，她确实功不可没，成就来自她那近乎痴迷的钻研素质和百折不回的执着精神。后来她成为声誉极高的费萨尔国王医药科学奖的得主。弗朗索斯现仍埋头于她的文滋病病毒研究，尤其偏重于发展中国家。
第二位弗朗索斯，即姓布伦·韦齐内特的那位，是上述第一位法朗索斯的名闻遐尔的论文共同执笔者。这篇论文写的就是分离出艾滋病病毒的内容。布伦·韦齐内特名实相符，以他自己的努力，成为艾滋病病毒研究人员中的泰斗。1976年埃波拉病毒调查中贮存的血样复查试验工作，也有她的贡献。她得出的结论是苏丹1979年的感染率几乎等同于扎伊尔1976年的数字。
这位弗朗索斯在班吉会议期间，差点无意中酿成一场大悲剧。要是大祸果然发生了的话，艾滋病的研究就得倒退10年。那次会议，在休息期间，主办人组织过一次直升机下乡郊游，两位弗朗索斯结伴同行。起飞20分钟后，坐在驾驶员一侧的布伦·韦齐内特无意中碰撞了控制螺旋桨的操纵杆，致使螺旋桨停转。直升飞机顿时急剧垂直下坠。幸亏驾驶员反应迅速，抢在飞机完全丧失高度之前，稳住了飞机。等飞机停稳，补学家们踏上坚硬的地面时，还心有余悸，颤抖未消。这些科学家都有献身精神，可以从容面对实验室里意外感染的风险，但要让他们接受飞机郊游失事、葬身中非共和国莽莽荒野的下场，实在不能甘心。
从中非共和国返回亚特兰大，我脑子里仍然索绕着艾滋病流行的起源问题。但至少现在有了一条重要的独一无二的信息，那就是1976年时扎伊尔北方农村人群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普遍程度尚不到1％。此外，我们还从一个村民身上取得了病毒。我们还不得而知的是，前后这些年，发生在同一些人群身上的情况又如何。如果我们现在的假设是正确的活，即使城市人口大有增长，农村地区的感染情况也应该维持不变。我们分析在那些僻远乡村地区，病毒传播也就差不多是这种程度。多不了，也断不了，不至于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