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54章

将近子夜，珍妮的呼吸显得非常困难，每次都得大声咕咯。病房里由鲍勃、边尔德丽和莱斯利陪着她。四人共呼吸、同命运，仿佛人们常说的一鼻孔出气一样。鲍勃轻轻旋快输入前列腺素的速度，想加快取得疗效。真的她在几分钟之后看上去有了些动静，呼吸显得稍为轻松了些。鲍勃一点不敢疏忽大意，想再看看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决定再加大剂量。珍妮果然又咕嗜作声，鲍勃也就再次加速输药，咕嗜声也再次回落，呼吸不再窘迫。于是鲍勃决定继续给药，只要能使局面改观，就给下去，一直给下去。
当天晚上，我离开病房回去休息时，按情况看，我肯定珍妮最多也挺不过次日凌晨。生死如此，我们都不例外。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像平日一样起床，去小坡顶上岩石那儿我的三块石灶点火煮早点，路上迎头碰上从对面过来的鲍勃，鲍勃一副倦态。一夜未睡，然而精神振奋而紧张。他一反常态，话多起来了。
“真是奇迹，”他说道。“珍妮活下来了。我看真是前列腺素起的作用。”
说完，鲍勃这才回平房去歇一会儿。早餐后，我同唐娜一起去探视珍妮。她还活着。但知觉却还是没有恢复。好在呼吸舒畅多了，发烧也下去了。
我们这帮人除了布赖恩同英国海外服务志愿队的司机为了每次灌氧气而去弗里敦外，都离群索居，孤零零守在塞格布韦马。电话当然是没有的。除了偶而用无线电同美国大使馆联系几次外，同弗里敦别无任何联络途径。其实无线电常坏，靠不住。可是我们现在还需要血，得从塞格布韦马以外的别的地方去搞。想来想去同外界联络的办法，舍此别无它法。那就是当年乔在扎伊尔时发挥聪明才智的老办法：请传教士帮忙。人们来了。像当初移来非洲地区时那样来了。不声不响地来了。响应无处不在的道听途说、小道消息、口头传说，自发地来了。都来献血。有的开着破烂得叮哨响的卡车来，有的骑着摩托车来，也有的踏自行车来，只要能把他们驼来就行。人人都是红尘扑扑、满头满脸都是，却没有一个嫌长途奔波、说牢骚话的。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关心一位垂危姑娘的命运。其中有些是珍妮的熟朋友，大多是陌生人，只听人介绍了她的遭遇便自动来了。我和唐娜一心只顾找出一个合适的献血者来。有这么多手续要办，简直忙得不可开支，像接待、记录姓名、绷紧压脉带、选找静脉管、消毒、插针头等等。我埋头干活，顾不得抬头看人，连副面相都不记得，重要的是胳臂。然而，我知道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因为听口音是各色各样的：美国的、英格兰的、爱尔兰的，苏格兰的、加拿大的、德国的、北欧的。我一边抽血，一边也给他们介绍情况，说我们打算怎么做，珍妮如何如何命若悬丝。
一遍一遍，我们在那块碎瓦片上验血，做交叉配合测试，当然使用的是新试剂。一遍一遍我们得出同样的结果——阳性，阳性，还是阳性。没错，只有15％的白人是RH阴性。阴性在哪儿呢？我们确信一个RH阴性的献血者迟早定会出现的。
真的出现了，也许，是上帝的赐予。这算不算是天意的标志，或者应该看成神的风趣呢，这我没法说得清。这位中选的RH阴性血型献血者一身传教士打扮，来自凯内马的天主教会。他是珍妮的最后一个献血者，——可能的救命恩人。
珍妮的情况在有些方面逐渐稳定。但总的情况还是严重的。我们说不准她这会儿好些、隔会儿又会怎样。危殆的症状并未消失。脑袋和颈脖部分呈现肿胀模样，那就是拉沙热末期的症兆。肿胀自头至肩蔓延一大片，珍妮完全脱形，没有了原先的俏丽金发姑娘模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变得无法辨认，判若两人。
与此同时，珍妮还出现了大脑下神经遮断所致肢体僵硬的现象，也就是患者全身变形，头向后弯，上肢向后展伸，双腿自臀部以下僵硬挺直而后拉。这幅情景令人不忍卒睹。说明高级脑功能全缺，体姿自然变形。珍妮本人完全没有意识，对任何刺激都无知觉，她的这些朋友们还是继续仔细护理着她，一直对她说话。她们仍然坚信她能听得见。我们再一次陷入无能为力境地，只能坐等，抱着希望。
采取血样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不管事态有多恶劣，对疾病的研究是我们不变的职责。但是，无可回避的事实摆在面前，我们神经受挫、计穷力竭、缺睡少眠、精疲力尽，然而这场苦难的经历总能有个尽头。
日复一口，珍妮还是挣扎在死亡线上。我们企盼着能出现转机，既然病情的发作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潮涨潮落，也该是消退的时候了吧。可是任何一点所谓我们察觉的有所好转的迹象，其实都是我们脑中的想象。一切照旧，都没有变化。这种情况我们还能忍多久？我们还能文持多久？意外问题果然开始露头了。
那一天，我刚从珍妮身上抽出血样，手一滑，落在地上，就在我脚面前碎成一大片。当时因为手套在漂白粉溶液里洗了，发粘，也怪自己不小心。真的生气也只能气自己笨手笨脚。我从一时震惊失措中转过神来，同唐娜对望一眼，就马上往沾污地面上洒漂白粉，让消毒液浸泡足足半小时才擦洗干净。失手当时旁边没人，血也没有溅开，没有祸害别人。真是吓死人了。
珍妮的高烧终于退了。这场人同病毒之间的大战，以我们得胜告终。这是聊可告慰的一点。没错。但是仅此一点而已。她还是没有恢复知觉的任何迹象。我们为此而争论了半天。怎么办？五个都是医生，还专门同拉沙热打过交道。把珍妮从病毒手中夺过来并没有了事，这样严重的脑损伤岂不要让她永远昏迷后半生，一直做个植物人？这是我们最担心的间题。我们以为眼下的情况得找个脑神经专家看看，才能摸清损伤的程度，然后再决寇该怎么做。也许该给她用类固醇。
可是在塞拉利昂去哪儿找脑神经专家呢？应该把珍妮送回伦敦去！趁现在状况还好，可以经得起搬动，全程空运，靠飞机解决问题，也许成。走公路岂不要了她的命？
无线电又坏了，不能用。无法向弗里敦求援，非得有人再辛苦一趟，跑上这儿百里颠簸土路，直接找英国代表团方面的人洽谈，提供安排。我和鲍勃自告奋勇，因为我熟悉我们该同伦敦方面哪些人联系，而鲍勃作为项目主任，出面最好。
又一次受这条破路的折磨，一到弗里敦，顾不上洗去尘土，立刻上门找英国高级专员。他看上去挺胄帮忙，满口答应说我们需要的帮助，他全明白，说他十分关心珍妮。他立刻着手联系，联系上后让我们同伦敦女王广场的一流神经科医院直接谈话。于是我把我们的要求说了。对方医生表示同意接受珍妮。不过，他又强调说，决定权不在医院，要经过科佩特的伍德医院的医务高级顾问批准才行。这一点我过去听说过，英国确有此规定：凡出血热之类的病例有关事宜慨由他监理。
我刚同这位高级医务顾问在电话里搭上话，他就迫不及待要让我明白他本人曾处理过9件拉沙热病例，在英国算得上是排行第一了。接着，他又说关于拉沙热的一切有关问题，他没有不知道的。伦敦北区就有科佩特·伍德医院的专设“泡沫”隔离病房，伦敦区域范围内出现的出血热症状的病人，不论确诊与否，一概往那儿送。所以，不用说，他不需要任何人指手划脚对他说长道短重复拉沙热患者的治疗需要了。至于我向他介绍说我恰好是在西非洲拉沙热的中心地带与研究拉沙热十余年的科学家共事等等情况，等于白说。他置若罔闻。他的态度实在令人吃惊。
“你们全都干得不错，”他完全是一副居高临下的上司口气。“再接再励，好好干。千万就地把她照顾好。”
我气往上涌，使劲往下压。“阁下，”我说道，“这是5个完全够格的医生对她的诊断。她的拉沙热已经完全治好了。现在要给她治的是疾病造成的并发症。我们的一致观点是这里的设备不足，不可能进行适当护理，而且她非进行脑神经检查不可，这些只能由伦敦医院来解决。”
高级顾问就是无动于衷。反而说我们估计错了，病人飞行不宜。总而言之，按他的说法，我们全不懂事，全在胡来。
他一副针刺不透、水泼不进的口气。“本人认为把桑德斯小姐遣送回来是毫无道理的，让英国的医务人员冒此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