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光响亮》第56章

?br /> 晚上，我跟金大印谈了电视剧的事情。他说不就是30万吗？我答应。我说你真是个好人，是一个懂艺术的人。我还差不多叫了他一声爸爸。
沉默了一会，金大印说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我说什么条件？他说你让我跟牛红梅结婚。我说这绝对不可能，你已经跟我母亲结婚了，你是我爸爸，怎么想出这样的坏主意？金大印说我跟你母亲只是同居，我们从来没领过结婚证。你母亲已经60岁了，而我只有58岁。你母亲的头发全白了，而我的头发比你的还黑。你看一看，你认真地看一看，我现在还长出了一颗牙齿。金大印张开他的嘴巴，露出白灿灿的牙齿，好像要把我吃掉。他新长的牙齿，有电话上的按键那么大。
我把金大印的要求转告母亲。母亲说这也是她的主意。母亲说只要牛红梅为姓金的生出一个孩子，他的钱就全是我们的钱。母亲要我回去跟牛红梅商量商量。我说那你呢？
你的位置在哪里？母亲说我就做他们的顾问，有兴趣可以垂帘听听政，关键的问题他们必须请示我。母亲说到这里时，不停地用手拍打她的膝盖，好像已经有人在向她请示了。
回到南宁，我向姐姐牛红梅转告了金大印和何碧雪的意图。姐姐保持沉默。她不回答我的提问，她只顾翻阅那些流行杂志。我再问她，你同不同意？姐姐从杂志上抬起头来，像是十分害羞的样子，用杂志挡住了她的半边面庞。说我听你的。但是，翠柏，你真的能拍电视剧吗？我说能。她说你干吗要拍电视剧？我说玩一玩，当你把人物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快乐。姐姐说我听你的。
金大印来到南宁，他把我叫到他的别墅里。他在南宁早就买房于了，但他现在才告诉我们。他提出要跟牛红梅订一份合同。我说一定要订合同吗？他说一定要订。我说你们一领结婚证，那就是合同。他说仅仅是结婚证是不够的，现在的许多夫妻都不把结婚证当一回事。他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那是他草拟的合同书。
合同书
甲方：金大印
乙方：牛红梅
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在领取结婚证之后，甲方赞助乙方弟弟30万元人民币，用于拍电视剧。
2。乙方必须受甲方，体贴甲方，必须忠贞不二，必须为甲方生一小孩。
3。凡涉及到家庭的重大开支、经济收入等，甲乙双方必须请示乙方的母亲。
4。结婚那天，乙方的所有陪同人员在离开家时，不准调头往后看。
我在这张草拟的合同书上，增加了一点：
5。乙方只居住在南宁，不随甲方到矿区生活。
金大印说可以。但还要加一点：
6。如果乙方违反合同，必须陪回30万元赞助费（包括利息）。
我知道牛红梅因多次流产，已丧失生育能力，所以我说再加一点。
7。生儿育女，关系双方身体状况，倘若因生理因素不能生育，不应追究责任。
金大印以为我藐视他的生儿育女之能力，于是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这一要求。他说我就不相信我操不出儿女来。
我轻而易举地摹仿牛红梅的字迹，在合同书上签了字。金大印拿着合同书去找牛红梅，问是不是她签的字。牛红梅说我弟弟签的字，也等于我签的字。如果你不放心的话，我还可以在上面按一个手指印。金大印掏出一盒印油，牛红梅狠狠地按了一下印油，她的手指像出血一样的红，她把指印轻轻地留在合同书上。她的指纹清晰可辨。
时间是秋天。金大印选择一个日子，开着一辆奔驰、两辆本田车来接牛红梅，他要把她接进他的别墅里。车子都上了一层蜡，显得十分光亮精神。车身上缀满鲜花。我和母亲、姑姑都换了新装，新装都是金大印买的。金大印在姐姐的脖子上挂了两条项链，在姐姐的十根手指上戴了六枚形式不同的戒指。金大印反复告诫我们，等会出发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不能回头。如果一回头，我们就会回到贫穷的生活里。
三辆车子缓缓地驶出长青巷，我们全都伸长脖子往前看。我们的目光掠过高楼、围墙，看到远处的蓝天上。我们的目光愈拉愈长，仿佛看到了共产主义。我想那才是我最向往的生活。我很想问金大印，是不是看得愈远，将来的生活就愈好。但看着金大印挺拔的颈脖，我不敢问他。
没有人回头。车队像一条河，缓缓地流在深秋的风里。
1997年6月12日写毕于南宁东西斋
苦难记忆的现时回访
洪治纲
小说是一种与苦难有着密切关系的艺术——当然，这种苦难并不是指生了一场大病或者失去了躯体的某个部位，它是指精神。作为一个终日与灵魂打交道的人，作家存在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必须直视人类生存的苦难，必须对人在历史、社会以及自我的抗争过程中所遭受的种种心灵疼痛做出独抒己见的表达。炸家的心灵质量直接决定着作品的深度与力度。至于作家用什么样的话语方式来表达，那是作家自个儿的事。譬如大胡子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人喜欢用冷峻批判的方式，契诃夫、马克·吐温之类则爱用不动声色的讽刺手法，艾特玛托夫对梦态抒情却情有独钟，卡夫卡则异常迷恋变形夸张的手段……这都没有影响他们成为世界文学大师，关键在于他们的写作都是直陈人类内心的疼痛，都对人在历史生活中的精神状态做出了准确的反映和判断。
明白了这种看似简单的道理，非常有助于我们对《耳光响亮》的理解。这部小说将作家个人的生存记忆投置在历史更替的巨大时空之中，以作家独有的灵性感悟着存在的艰辛、咀嚼着生活的苦涩，并不断地发掘出生命内在的繁复本质，揭示出在现实生活盘压下。心灵成长的沧桑和无奈。这里，作家在重构历史与心灵之间微妙关系的同时，把人的生存理想、成长过程与社会背景巧妙地探合在一起，以极富个性的青春话语深刻地展示出60年代出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青年心灵成长的苦难史。
小说把叙事时间择定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历史时期——对于政治，它是由彻底拨乱走向全面反正的关键时期；对于社会，它是由集体创伤走向完全苏醒的理疗时期；对于人民，它是由苦难记忆走向迎纳希望的调整时期；而对于那些成长中的青少年，它却是艰难地告别与迷们地寻找地“人生转型期”——正是在这种极为独特的社会背景中，以牛氏三姐弟为代表的人物出场了。他们想告别“文革”记忆，却又时时不自觉地用“文革”时期的生存方式制造着生活的酸甜苦辣；他们四处寻找着理想的奋斗目标，却又被不断变化的生存现实所扭曲和错位。这个特定的时域，既是作家本人生存履历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又为作家潜入人性内部、打探生命内在的创伤提供了相当准确的历史通道。
站在这个独特的历史之境中，东西精心选择了牛翠柏这个人物内视角，让他以见证人的身份开始对成长的苦难进行历史的复述。由于他是小说事件的“在场”主体，所以每一次生活动荡都构成了他的心理创伤；由于他位于小说主角的边缘，因此他又有了旁观者的清醒和准确。这个不谙世事而又必须时刻直面世事的叙述者为小说的记忆叙事打开了一个独特的话语空间，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那种生存的痛苦与诗意的理想奇妙地缠绕在一起，不幸的遭遇与精神的贫乏却把生活激活得鲜嫩无比。小说的主体事件是牛正国的突然失踪所导致的整个牛家的解体。面对父亲的消失和母亲的离走，牛红梅、牛青松、牛翠柏这三姐弟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但是，由于“文革”记忆的注塑，传统文化教育的疏离，以及青春期少年本身的非理性躁动，他们不可能理解人生的道义、责任和义务；生存价值观的缺失，使他们不可避免地步入一种伤害与被伤害之中。
这种伤害首先就集中在对母亲何碧雪和姐姐牛红梅的人性褫夺上。何碧雪在失去丈夫和家庭重荷的双重盘压下选择与金大印结合，原本是为了挽救濒于溃散的家庭，肩负起孩子们成长的责任和义务。但是，牛家三姐弟却用超越人伦的辱骂和一系列乖张的行为将之击得粉碎。与物质上的困顿相比，何碧雪更感痛楚的是来自心灵上的凌辱，因为这种凌辱不是源于政治、道德、伦理等外在形态，而是基于血肉亲情的不理解，是她的亲生骨肉的一次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