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潜规则》第42章

心为足球改革认真工作的话），那么，欧盟委员会所拥有的政治力量，则足以对整个足球体制进行彻底改造。如果欧盟委员会真得会这做的话，那整个欧洲的几百家俱乐部就可以告别商业活动了。
在足球与政治这个问题上，人们可能很想知道，政治与足球竞技到底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事实上，情况是这样的：最初的劳工雇佣法是由政治家们制定出来的，不过在他们当时的设想中，这类法规并没有从整体上考虑到体育行业等领域的问题。而对于足球来说，可能就更需要一些特殊的照顾了。不过，在许多金融业的人士看来，足球只不过是一种商业形式而矣，他们试图以对待一般商业活动的方式来看待足球行业。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主张，足球只是一种劳工雇佣行业，它也属于欧洲政治改革的内容之一。
在很多事情上，政治家们都总是热衷于风度翩翩地进行投票选举。但是当面对足球行业复杂沉重的问题时，他们却又惟恐避之不及。在审判希斯堡惨案时，政界人士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同时，在苏格兰宗派主义问题上，政治家们也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足球流氓问题上，各国政界也只仅仅只是表现出过一些下意识的轻微反应而矣。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可能首先要从提高球迷的自身素质等方面开始。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政府当局来说，他们也应当定下一些政治决心，使整个局面得到真正的改观，比如制定相关的法律，从根本上真正扭转足球目前糟糕的发展趋势。
早在希斯堡事件之前很多年时，足球俱乐部就应当改造球场基础设施了，但是它们迟迟没有这样做。直到那起惨案发生之后，在政府支持进行的泰勒报告的共同促进下，政界才对有关机构施加压力，并实行了政治拨款，才使球场改造工作终于得以进行。
政治家们在制定一些法律规章时，他们的动机可能是非常良好的。但是，他们必须要考虑清楚，当这些法律付诸实施后，方方面面的现实生活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当相关法规真正在足球行业中实施后，判决标准将更加严格，为了确保足球体育精神，可能会专门设立独立的足球监督体制。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必须明确认识到，他们将由此而承担更多的责任。
1996年，欧洲足球法庭首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时，比利时球员让·马克·博斯曼向欧洲法庭提起了诉讼，对欧洲足联的一项规定提出了争议。按照这项规定，球员即使在与球队的合约期满后，如果不交纳转会费的话，他也不能加盟欧洲足联的其他俱乐部。博斯曼认为，这项规定将会严重限制球员的自由，俱乐部可能会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在合同期满后，仍然把球员强留在本队。在广泛的讨论中，这个问题似乎已经不仅仅只涉及到了球员本身，而且也关系到了所有雇佣劳工的利益。最终，根据欧盟委员会曾经颁布的劳工法，法庭判定博斯曼胜诉。欧洲足联的相关规定随即被修正，使欧洲球员在自由转会方面得到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与此同时，在这项审判结果的影响下，球员的薪金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因为各家俱乐部都竭力想留住本队的主力球员。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博斯曼本人的前途却因此而黯然没落了。
人们可能觉得，经过博斯曼事件，足球比赛的劳工体制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影响。但是，在2000年，欧盟委员会与欧洲足球再次出现了碰撞。当时，意大利的佩鲁贾队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诉讼，认为按照欧盟有关公平竞争和劳工自由择业规定的罗马条约，即使球员在合同到期之前进行转会，对其收取转会费也是非法行为，因为这种做法不仅违反了欧洲公平竞争法，而且也侵犯了劳工的个人自由择业权利。这件事情将对足球比赛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球员和教练可能会拥有绝对的转会自由，他们只要宣布自己将要在什么时候离开，就可以一走了之。足球管理机构认为这件事情是对他们自身权益最大的一次冲击。对此，也有很多人表示担忧。首先，俱乐部每年要花数百万的资金来培养新秀，甚至在某一名球员还很小时，俱乐部就与其签署了正式合约，希望他将来能够成长为本队的当家球星，或者在将来的球员交易中用他来赚取一些转会费，而这些都可以看作是球员培养费用的一种回报。然而，如果球员可以获得完全自主的转会自由的话，那么可能大部分俱乐部都不愿意去花钱培养新秀球员了，他们可能宁愿去找一些便宜而实用的球员。而培养、训练年轻球员的任务，可能就只能由那些规模较小、没有大牌球星的小俱乐部来承担了。等这些年轻球员羽翼丰满后，那些大俱部再来挑选他们想要的球员。这也就是说，只要球员自己愿意，并且也有其他俱乐部愿意与他签约，他就可以随时离开原来的球队。他所要做的只不过是一纸辞呈，而对于培养他成长的球队来说，不论付出了多少的金钱和时间，都得不到任何回报。当然，这种影响也是相互的。对于球员们来说，如果表现不好的话，他们也将面临被随意解雇的危险。
国际足联秘书长米歇尔·ZEN…鲁菲南声称，如果佩鲁贾俱乐部的这项诉讼取得胜利的话，那么足球可能将要走向消亡了。最终，在2000年8月，欧洲法庭宣布佩鲁贾俱乐部败诉。然而，当足球官员们刚刚为此松了一口气时，欧盟委员会又宣布，在现行球员转会制度中，所有与劳工法不相符合的条款，都将必须进行较大的修改。由于欧盟委员会的这项决定是针对国际间球员转会问题而来的，所以该决定并不会对国内球员转会制度造成任何影响（事实上，欧盟委员会也无权干涉各国内部的足球事务）。但是，国际足联主席塞普·布拉特随后又宣称，对年龄超过二十四岁的球员收取转会费的制度将“成为过去的历史”。此言一出，整个局势又是风波四起。不过，欧洲足联的执行长官吉哈德·艾格纳却说，这件事情绝不会就此告终，他们将力争保留球员转会费的合法性。
2000年9月，国际足联成立了一个转会问题特别调查小组，就球员转会制度与欧盟委员会进行商讨，力求达成一项合理的解决方案。这个特别调查小组的成员包括：欧洲足联副主席波尔·奥姆达尔、吉哈德·艾格纳、米歇尔·ZEN…鲁菲南，西班牙足协秘书长佩德罗·托马斯，德国足协副主席格拉德·马耶尔·沃菲尔德，以及国际球员联盟欧洲球员协会主席兼职业球员协会执行长官，弋登·泰勒。与此同时，各国政府也开始干预球员转会问题，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和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也向欧盟委员会发出呼吁，建议他们不要废除现有的球员转会制度。欧洲足联的五十一个成员国联合发表声明宣称，对于球员转会体制问题，必要的时候，他们将不惜通过法庭来与欧盟委员会抗争到底。此外，许多知名的欧洲足球教练，其中包括阿里克斯·弗格森爵士、阿塞尼·温格、卡洛·安切洛蒂、法比奥·卡佩罗、艾克多·劳尔·库珀、斯文·约兰·埃里克森以及劳伦佐·塞拉·费雷尔等人，一起发表了同样意思的声明。他们在声明中称：
“球队建设是足球运动的基础工作。在一支球队的建设过程中，球队教练可能需要自己的球员们与他一起奋斗三到四年的时间，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
10月，形势变得更加不容乐观。弋登·泰勒一度威胁说要退出调查小组，因为他无法相信这个临时机构会充分考虑球员的利益。随后，由于国际球员联盟提出的球员转会体制改革建议没有受到讨论，泰勒便真得退出了调查小组，一时引起了整个足球界的关注，他的知名度甚至可以与塞普·布拉特相提并论。国际足联的特别调查小组也承认，由于目前欧洲各国劳工法规存在着多元化的特点，因此建立一种统一的球员转会制度的构想是不可能实现的。随后，由于泰勒支持新的体制改革建议，他被当作一名叛徒受到了公众的指责。这种有关泰勒背叛的指责，起因于他为《观察者》报社写的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泰勒指出，从现有的稳定的球员合同中，球员、俱乐部和球迷们的利益都得到了满足，而球员转会体制的改革将可能会毁掉整个足球行业。但是他个人的这种观点却与国际球员联盟的政策截然不同，国际球员联盟是想让欧盟重新制定一项新的球员转会体制。